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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4-17
写给即将买房的某同学 - [我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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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2-02
“高学费”的经济学解释 - [我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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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08
汪晖与汪粉的失败之处在于智商太低 - [我的文字]
这件事情从3月份至今，汪晖和汪粉失败在什么地方呢？
我认为，首先是汪晖拖了几个月不做声，让本来有些同情汪晖或是比较中立的人渐渐失望，其次是汪粉抵死赖账和对所有揭发者的人身攻击、谩骂，这相当大的程度上使一部分中立者对汪粉产生反感，“爱屋及乌”之余，也牵连到汪教主身上，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一步一步的浮现，中立的人也倾向于批评汪晖。在两封联名信出来之前，加里曼丹名为挺汪，其实加剧了别人对其反感，并很大程度上加之于教主，护法不成反殃及主公，这就是这帮不成器的粉丝干的事情。汪晖数月闷声，导致了林毓生等人的联名信，联名信只是要求调查此事，是黑是白还汪教主一个公道，后来刘禾大妈弄了个国际联名信，一口咬定无论怎样宽松的定义抄袭，汪晖都不可能，颇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也真正使事件国际化了，越来越多的证据出现，这事就更不好收场了。不知道大妈看过汪袭网吗，她难道真的认为汪晖从任何宽松的定义都算不上抄袭？要么是眼瞎了，要么是智商有问题。最不智的还是教主本人，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接受联合早报的采访，有种的话就像张春桥一样，在法庭上从头到尾压根不说一句话，也能让人感到一种力量，一个巴掌拍不响，持续的揭批也有动力衰竭的时候，可是汪教主这时主动为进一步的揭批提供了精神动力，你看他多么的自信，多么的谦逊，多么的伟岸啊。于是汪袭网上的证据越来越多，分类越来越明晰，访问量越来越大。汪教主以为一封国际联名信就能救得了你么？以为几封律师函就能震慑住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以为弱智粉丝对别人的人身攻击，阴谋论，派系论，历史成因论，就能掩盖你抄袭铁一样的事实？汪教主太小看现在互联网的力量了，也太小看网友的能力和智商了。
教主及其同党，已经是没有任何底线的无耻流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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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23
秦晖：透过奇迹，发生翻船决非戏言！ - [秦晖文章]
这些年来，有关东欧转轨不顺利和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原因，即所谓“东欧困境”与“中国奇迹”的话题几乎主宰了国内外的“转轨经济学”界。
如今“非主流”指责中国的私有化是“俄罗斯化”，“主流”回答说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像俄罗斯那样搞证券私有化把国有资产分给老百姓！问题是俄罗斯难道就真的把资产分给过老百姓？没有公开地给老百姓，这不恰恰正是暗地给了权贵吗？俄罗斯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的左右两派共同把人搞糊涂了。
一、俄罗斯真的把公共财产分给老百姓了吗？
金雁和我合著的《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一书最近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本来，按照惯例出版后应当由别人来写书评。可是本书的出版正碰上“郎咸平旋风”，争论的双方都打起了“俄罗斯牌”：一边说：中国的国企改革已经“俄罗斯化”了。另一边反驳道：我们没有俄罗斯化，因为我们没有把公共财产公开分给老百姓！看到这样的争论，不由得使我产生了“毛遂自荐”的冲动：什么叫“俄罗斯化”？俄罗斯真的把公共财产分给老百姓了吗？俄罗斯的困境就是因为她把公共资产公开分给了老百姓？如果不是，而是“非公开”地“卖”给了官方认定的某些“能人”，或者乾脆不改革，仍然实行“国有官营”，是否就会更好？俄罗斯如今的情况究竟怎样？俄罗斯能代表中东欧前计划经济国家转轨的一般情况吗？我们从这些国家的经济转轨进程中究竟应当汲取什么些什么经验教训？
这些问题，我想不仅研究前“苏联东欧”国家的人关心，一般公众也都会关注，尤其是在我们的国企改革正处在十字路口的今天。因此我请人们听听我们的一家之言金雁的专业就是苏联东欧研究，自1978年读研究生时起她搞这一行已经20多年了，她在波兰华沙大学的两年正好是经济“休克”的最困难时期，当时写过一本书叫《新饿乡纪程》，以后她还发表过多部关于前苏联东欧问题的著作。与如今被称为自由主义者的我不同，她一直是东欧左派的同情者，本书中的“思想变迁”部分实际上讲的也主要是东欧左派的思想变迁。但是我想不管左右，只要实事求是，在一些基本的底线问题上达成共识并不难。至于我，本来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关注东欧只是客串。但是关注之后也有点感想。我们都觉得，咱们看东欧时的一些“想当然”怕是靠不住的。
二、东欧到底发生了什么？
许多人认为“剧变”后东欧各国都已宣布要搞“私有化”，没有所谓意识形态障碍。那处置国有资产一定是顺理成章，大刀阔斧。起码比我们这里要容易得多。其实恰恰相反，虽然私有化的确不仅是剧变后当局明确的行动目标，至少在“剧变”初期社会情绪一面倒的情况下也是几乎全社会的普遍想法。但是，即使大家都赞成私有化，这只是在“要不要分家”这方面达成了共识，真正的问题还是“如何分家”。而在这种问题上达成共识谈何容易，各阶层各利益群体都会力争对自己有利的方案，没有任何地方是可以回避矛盾的。而他们既然已经是民主国家，谁也不能独断专行，所以中东欧各国的“私有化”无不经过一个利益有关各方反覆讨价还价的“分家谈判”过程，工会、农会、商会、左派、右派、中派、国企、私企、外企、控股者、中小股东、经理人与雇员……无不直接结社或通过政党代理人提出诉求。这个过程远远比那些口称不搞私有化实际上却可以以铁腕方式随意处置公共资产，而公众不仅无法参与甚至无法知情的做法要复杂得多。在中东欧各国，除了前东德由富裕强大的西德国家为了统一拿出巨资把一切包下来而化解了矛盾，捷克以公平、周密的安排实行了国有资产全民初始分配而解决了矛盾之外，其余诸国的私有化过程都拖得很长。一些国家像波兰，由于剧变前当局搞的权贵私有化在剧变后被清查，私有化进程还曾一度慢于前政权末期。在东欧各国，不仅私有化立法要经过左右派争论、议会辩论乃至全民公决，立法之后私有化的具体实施也十分复杂。许多企业的私有化谈判经年累月，尤其是与工会的谈判更为艰巨。波兰的格但斯克造船厂谈了五年，罗马尼亚的日乌河谷煤矿谈了十二年，这样的例子并非罕见。用我们这里一些经济学家的话说，就是他们这样的“民主私有化”“交易费用”太大。事实上，与那种所谓“休克疗法”的剧烈变化造成破坏的似是而非的说法相比，“民主私有化”的谈判过程长、交易费用大，倒的确是他们的转轨过程支付的“代价”之一。在这方面，咱们的体制优越性可就太大了。许多地方只要领导人一跺脚，立马就“全卖光”、“全送光”，产权马上就“界定”了。工人说赶走就赶走，资产想给谁就给谁，土地说圈了就圈了，谁敢说个不字？记得不久前媒体上广为宣传的“仇和现象”：一个地级市在“几个月内”不仅全部企业齐步“转制”、而且连学校、医院与幼儿园等公益性资产也稀里哗啦“全卖光”。而这位父母官因为改革成效显著又升为省级官员了。德国媒体曾经说，匈牙利的“全卖光”政策让西方国家（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其实也有私有化问题）都有的可学。要是与这个地级市相比，只怕是匈牙利人也有的可学呢。当然实际上无论西方人还是匈牙利人他们都学不了我们──匈牙利对于实现国有资产变现价值最大化是非常重视的。而在那个地级市，考虑到“首长”只能对“卖方”而不能对“买方”下令，可以想见这种命令交易下不可能有正常的讲价气氛，所谓全卖光实行起来差不多就是“全送光”了。而这个地级市人口五百多万，在中东欧（含中亚、蒙古）28个转轨国家中人口规模超过它的也不过半数左右。许多人都说中东欧的转轨是“激进”的“休克疗法”，而中国的改革则是“渐进”的。其实像上述那个规模相当于中等转轨国家的“地级市”搞的才真正是“休克疗法”，而且其“激进”程度超过什么“五百天计划”之类东欧人所能设想的最激进方案。当然，剧变后尤其是初期，东欧新上台的不少领导人不仅价值观上追求转轨，言论上很激进，方式上也确实想尽快解决问题。但是在剧变后的民主制下，并不是他们“心想”就能“事成”的。相对于“只做不说”、“少说多做”的实权者来说，他们实际做到的是否真那么“激进”，大可怀疑。许多人都认为越是“右派”越主张“休克疗法”或者激进的转轨战略，越是“左派”越反对这种做法。其实在中东欧的许多国家中恰恰相反，左派的转轨方式往往比右派激进得多。这是因为东欧剧变前激进的反对派大都具有反苏的民族主义或反世俗化的宗教背景，对普世性的“全球化”和“物欲横流”的自由市场未必很热衷，还有的反对派出身草根，崛起于工运农运，与其说是自由主义者，不如说带有更多的右翼民粹主义或工团主义色彩。剧变后他们这些“右派”反共的确坚决，走向“自由市场”就不免有些左顾右盼了。倒是那些出身“前共产党人”的左派，过去长期受国际主义教育，权力意识虽强，民族、国家意识往往并不怎么强。就像一家匈牙利媒体揶揄的：过去欢迎东方的坦克（tank）与如今欢迎西方的班克（Bank，即银行，泛指外资），不就一个字母之差吗？加之他们多为剧变前的精英阶层，资源多门路广，即使民主制下无法弄权，在公平竞争的市场转轨中他们还是有一定优势的。所以在中东欧的不少国家都出现了“左派复兴”后转轨进程反而加快的现象。波兰的大众私有化立法在四届右派政府时期都未通过，左派上台后很快就通过了。匈牙利的国有资产主体在剧变后第一届右派政府执政的四年中基本未动，左派上台后四年就基本卖光了。类似情况在保加利亚与塞尔维亚等国也存在。许多人都认为东欧人迷信美国，他们的转轨方案都是洋顾问给搞的，并不考虑本国国情。还有的认为东欧的转轨主张是从意识形态出发的，属于“市场原教旨主义”，建立的是所谓“新自由主义”的那一套。其实你想想这可能吗？民主国家又不是“伟大领袖指航向”的“理想实验场”，连自己国家领导人都不可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国民，何况那些无权无势的外国学者？中东欧各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方向虽然一致，具体做法依各国国情却有很大不同：匈牙利剧变前政府留下了全欧最高的人均债务，国家财政破产，急需变现国有资产以还债。所以几届政府无论左右都实行“只卖不分”。而且由于公开竞价，多数出价高的都是外资公司，于是就出现了“面向外资全卖光”。而捷克的国家财政状况较好，国民又不愿意外资收购，而且该国历史上社会民主传统浓厚，平等观念深入人心，于是便出现了与匈牙利相反的“只分不卖”，即把国有资产的价值主体以投资券形式公开、平等地在国民中分配。然后由他们在开放性的股市选购国企股票。同时为了保护“大众股民”利益，防止股市风潮与庄家操控，并考虑多数公众对投资不在行，因此发展了代理投资的中介机构（IPF）。
波兰的特点是工会的力量特别强大，无论什么样的私有化都得经过工人这一关。许多波兰企业初始阶段都实行过职工参股乃至“雇员买断”制（即EBO），在初始私有化以后，股权在二次交易中由于外部投资进入和内部经理层收购逐渐向“能人”手中集中，EBO逐渐变成MEBO（管理层与雇员共同买断）和MBO（管理层买断），但是这个过程相当长。在调查企业中，私有化四年后内部人资本份额已从95％降至75％。其中管理者股份从22％升至30％，非管理者雇员股份从73％降至45％。必须指出，波兰的管理层控股必须在私有化之后的民间交易中按纯粹自愿原则以市场价格从小股东（包括本厂员工）那里收购。由官方宣布经理是“能人”而把企业的全部产权或至少是控股权直接交给他（这是我们这里对MBO的通常理解）的做法，在剧变前的“体制内改革”中曾经有过，剧变后完全被废止了。
显然，中东欧的私有化不管成效如何，基本上都是在各自不同的国情下，各利益有关方面讨价还价反覆博弈的结果。并不只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与所谓“华盛顿共识”没有多大关系，也不是当权者、更不要说外国人能够包办的。剧变后的东欧统治者无论左右可以说都是自由民主派，但未必都是“新自由主义者”。加上环绕中东欧的西方欧陆与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本来就多是社会党经常执政的福利国家，新自由主义原本就不如英美盛行。中东欧国家争相加入的欧盟也有浓厚的福利与保护主义色彩，入盟谈判都包含“劳工条款”、“福利门槛”。想依靠任意“剥削”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挤进去，你想欧盟那些高工资高福利的老成员能同意吗？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便是不折不扣的新自由主义者，在转轨期民主政治的多方博弈中能够实现的也七折八扣地变成福利国家或“准福利国家”了。
在这方面捷克的克劳斯政府堪称典型，克劳斯本人可谓标准的新自由主义者了，他不仅是留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科班出身，而且执政后也以直言不讳地表达“主义”著称：他鄙夷“社会市场经济”、“福利市场经济”之类的提法，经常把“不带任何限制词的市场经济”和“标准的资本主义”挂在嘴边。但他的这种“主义”也就过过嘴瘾而已。实际上，在克劳斯执政的8年里捷克搞的是高税收高福利、反兼并反破产、实行企业保护与“过度就业”，连邻国波兰的左派政府副总理都觉得过分！这几年捷克竟然没有一家大企业破产，失业率不升反降，从1991年的4.1%降至1995年的2.9%，而且是欧洲极少几个在这一时期退休金增长比工资增长更快的国家。平均退休金占平均工资额的比重从1993年的43.4%升至1996年的47.8%.1995年捷克的社会福利事业为预算开支的最大项目，占预算总收入的1/3以上。无怪乎国外媒体称他为“欧洲最大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他的美国学友萨克斯劝他学学亚洲，不要搞那么多福利。他的回答是：“我们不能把自己降低到亚洲的水平”！笔者的朋友、著名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佩里。安德森教授在西方是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但他在东欧诸国中对标准新自由主义者克劳斯治理的捷克却评价最高。他曾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有好坏共四种，苏联是“坏社会主义”，美国是“坏资本主义”，而捷克则是“好资本主义”！
捷克尚且如此，其他就更不用说了：波兰的瓦文萨一再呼吁加快私有化，但他自己出身的格但斯克造船厂连续几个私有化方案都被工会否决，一直拖到“前共产党人”出身的民主左派“重新”上台执政，该厂才因拖延转制陷入资不抵债而终于破产。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一位专家在考察了波兰现行法律后深为波兰企业家叫屈：“现行《劳动法》所保护的利益，不是劳资两利，而是侧重于保护被雇佣者，”他认为这是波兰经济搞不好的“教训”之一。在长期由“工会掌权”的波兰，企业负担的社会保障基金高速增长，从转轨初期相当于职工工资的58%，到2001年已超过90%.如企业职工实际工资为300美元，则业主须支出约570美元。以至于“工会吓跑投资者”和国家福利负担导致的财政危机使波兰经济在世纪初陷入困境。尤其让中国农民瞠目结舌的是：波兰农民（自由小农！）也享有高水平福利保障，为维持农民的公费医疗、退休金等等，国民经济各行业每个就业者每年须平均转移支付约415美元。
罗马尼亚的日乌河谷煤田早在剧变前当局要关闭亏损矿井，就受到矿工工会的抵抗，剧变后矿工工会愈发了得，多次发动数万矿工进入首都导致政府危机，彼得。罗曼政府为此下台。而议会中的大罗马尼亚党议员团则成为矿工利益的代言人。经过十年谈判，矿工们的要价已经“降低”到要求恢复矿井、工资（当时已为罗全国平均工资的两倍）再提高30％，并在失业保障金之外再给每个下岗工人1万美元外加两公顷土地的“补偿”──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政府对此都无可奈何。而我们虽然至今仍然把“私有化”列为禁忌词汇，实际上在“产权明晰”、“国资退出”的名义下正如一些媒体所说，无论怎样化公为私都“可以，可以，也可以”。工人被要求“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从头再来”，农民被禁止“非法上访”，官办的工商联之外，老板们（尤其是外商、台港商）可以自办商会，工农却不能自办工会农会，官办工会形同虚设而农会则连官办的也没有，世界上哪里去找这么好的“投资环境”？难怪中国吸引外资远远超过中东欧了！
三、中东欧与中国的三大区别
这些年来，有关东欧转轨不顺利和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原因，即所谓“东欧困境”与“中国奇迹”的话题几乎主宰了国内外的“转轨经济学”界。从西方经济学本身长期争论的传统问题：自由放任还是国家干预的对垒中形成的古典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两大家把他们的争论延续到转轨经济学中，形成了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和凯恩斯主义的“后华盛顿共识”。但他们双方似乎又有个“共识的共识”，即都说中国渐进、东欧激进。只是一方说中国渐进就对了，而东欧激进则是犯了过分市场化的错误。另一方则认为：中国采取的渐进改革虽然短期内增长比较快，但将来可能会发生很多问题。而东欧国家采取彻底的自由化道路，现在虽然付出了代价，但是从长远看，将来会得益。然而上面的分析说明：恰恰是这个“共识的共识”可能根本是个误识。如果不谈政治改革，仅就经济转轨而言，中国渐进东欧激进之说本身就难成立，据此来进行褒贬就更不得要领了。
源自西方的两派转轨经济学有三个共同的毛病：第一是“问题误置”，老把他们自己的问题：“自由放任还是国家干预”或者“自由放任还是福利国家”当成转轨经济中的问题，而且似乎是最重要的乃至唯一的问题。于是一派把错误都归咎于“市场原教旨主义”，而另一派把错误归咎于“国家干预主义”。但他们不管这是什么样的“国家”，因为这不是“经济学问题”；他们也不大管“如何分家”，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这种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计划经济”的概念简单化，在他们心目中似乎只要不是市场经济的经济就是“计划经济”而且计划经济就是福利社会加科学主义。于是转轨的全部问题就变成了放弃多少福利和是突然还是逐渐地让企业不再听命于“科学家─官员”。虽然有经济学家讨论过非理性非市场的“习俗－命令经济”问题，但那只属于古代或经济史的范畴。人们似乎没有想过某些“非市场经济”可能比市场经济的福利与科学还少，走出这样的经济也许面临的是另类困惑，而放弃福利或“科学主义”对于他们而言可能并非真问题。两派转轨经济学喜欢对不同“转轨目标”的可行性评头品足，而对转轨前不同的“非市场经济”的“可放弃性”有极大差异，则不大考虑。
第三个问题是“重言不重实”。他们都以为领导人满口“新自由主义”，这个国家就一定是在搞“激进的经济转轨”，而只字不提“私有化”，就证明那个国家是“渐进”的。他们不理解关于“只说不做”和“只做不说”的“东方智慧”。
其实东欧与中国两边各自内在的差异都非常大。像东欧两个历史与地域都很接近的国家：同出自前苏联的爱沙尼亚和白俄罗斯就几乎是两个极端：爱沙尼亚“激进”得几乎把所有的资产都卖给了跨国公司，而白俄罗斯岂止“渐进”，简直就是不进，根本就没什么改革，比我们的南街村还南街村。中国也是，像温州几乎全部是私有制，而河南却有南街村这样保持“一大二公”的地方。但是中国经济无论温州还是河南改革以来虽各有春秋，总的来说还都在增长。而那边的各国无论爱沙尼亚还是白俄罗斯都出现过长短不等的经济滑坡。显然这根本不是激进或渐进的问题。
实际上，中国和东欧相比较，真正的重大区别有三点：
第一，西方学者往往认为中国和东欧改革前都是计划经济，但改革的方向不同，不是“姓社姓资”，也是“凯恩斯与新自由”。然而实际上这两者的方向差异主要是政治性的，经济上谁更“市场化”倒很难说。两者其实与其说是“走向……”的不同，不如说是“走出……”的不同。所谓“鞍钢宪法”和“马钢宪法”之别倒是象征性地看到了一点，实际上，苏联东欧在历史上搞的是现代工业文明扩张“科学主义”的一套理性计划经济体制。而中国搞的是一种不把“计划”当回事的、“大轰大嗡”的命令经济，文革时期尤其如此。打破理性计划经济体制，势必要破坏计划平衡，但市场平衡又无法很快建立，就造成混乱，这个代价无论渐进激进都难免。但在中国，改革开始就是从无平衡的混乱中走出来，不仅市场平衡可以增加效益，引进理性计划平衡也可以增加效益。邓小平说改革最初就叫“整顿”，“整顿”并非走向市场，而是回复“修正主义”。其实就是放弃了大轰大嗡，搞了点苏式计划；放弃了点“鞍钢宪法”，搞了点“马钢宪法”。这经济马上就有改善。而在本来就是计划均衡的东欧，当然没法搞这种招数。而他们那种“科学”的计划，一放弃就乱套了。换言之，越是“科学的”计划，改革前比大轰大嗡的胡闹效益越好，但放弃它的代价也越大。而大轰大嗡的那一套是可以无代价地放弃的。
人们往往指责东欧国家追求“自由市场乌托邦”，而中国人“摸著石头过河”，十分现实主义。其实“乌托邦灾难”只是在专制国家才有的现象，宪政民主国家由于思想自由从来就盛产各种各样的乌托邦，但因其不具有强制性而不会造成灾难。像捷克的克劳斯，说他有“自由市场乌托邦”思想，大概不假，但这个乌托邦在捷克固然并未实现，却也没有造成灾难，也不影响捷克依据自己国情决定的转轨逻辑实际上成了个“准福利国家”。真正重要的是：不同的“非市场经济”其“可放弃性”（不是应不应该放弃，而是可不可以无代价地放弃）会有极大差异，这种差异对于转轨国家而言也许比转轨目标的“可实现性”意义更大。总结东欧各国转轨中的错误和教训是重要的，也是本书的重要内容。
但是像俄罗斯式的“坎托罗维奇体制”，不管采取多么高明的策略，要想放弃它而不付重大代价决无可能。这与中国走出文革式的混乱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一个非自由的经济共同体结构势必有两个职能，即它对人一方面是一种束缚，另一方也是一种保护。因此摆脱这种共同体也意味著两种“自由”：摆脱束缚的自由与失去保护的“自由”。前者是好处，而后者就是“代价”。从逻辑上讲，这种束缚－保护关系应当是均衡的，因而脱离这种关系，不管是突然脱离还是逐渐脱离，都是既有代价也有好处的事。但历史现实中，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束缚和保护并不是对应的，因而好处与“代价”的配比也完全不同。
譬如：我国农民在改革前处于“被原始积累”阶段，和苏联30年代的农民处境差不多。而苏联后来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基本形成了工业化的都市社会，因而在60年代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1966年起，苏联农村已全部实行国家银行统包的“有保障的工资”制。因此苏联农民一方面受到体制束缚，另一方面得到体制保障的程度也相当高。但中国就大不一样，改革前人民公社的特点是束缚功能强大，保护功能却很小。因此，中国农民在摆脱束缚的时候，基本不需要支付失去保护的代价。
与中国相反，波兰、南斯拉夫当年就没有搞过集体化。它们的农民本来就是家庭农场主，拥有我们的农民在改革后才得到自由。但这些国家在旧体制下给了农民很高的社会保障，波兰全国农民1972年就实行了公费医疗，1978年又实行了退休制度，以及度假制度等等。因此它们的农民在市场经济改革中摆脱的束缚没有多少，但会失去很多保护。对他们而言这代价怎么会不大？
而中国人口绝大多数是农民，他们在改革初期中摆脱了严酷的束缚。却没有什么保护可失去的。这就形成了中国改革初期的一个非常大的动力，也是中国那时经济发展很快的重要原因。
用经济学“行话”说，改革前中国绝大多数人所处的是一种“负帕累托过程”（人人无利，只有受损多少的过程），走出这个过程的任何变化都是一种“帕累托改进”（人人无损，只有得利多少的过程）。而改革前东欧人所处的是“非帕累托过程”（甲得利乙受损的过程），走出这种过程的改变通常意味著另一种“非帕累托过程”（乙得利而甲受损）。这两者的差别是非常重要的。
以上两点都属于“走出……”之别。对于改革初期中国何以避免了东欧式的“代价”，这两点基本可以解释。但是“走出……”之别的影响是随时间的推移而递减的。到了90年代，中国经济比中东欧经济增长更好的优势就需要第三种解释了。而这个解释决不是什么“休克疗法造成灾难”、“激进不如渐进”。恰恰相反，东欧无论渐进还是激进的国家经济无例外地都一度受挫（其实在那里渐进受挫的程度总的来讲往往还大于激进受挫），而在中国，无论仇和式的“休克疗法”还是南街村那一套都能（至少迄今仍能）维持经济增长，直观上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中东欧各国都出现了民主化，而中国没有。
民主条件下搞私有化的一个最大的问题，用我国一些学者喜欢用但却未必合乎科斯原意的说法，就是要付出极大的“交易费用”。共产党人仇和搞的“休克疗法”能够成功地把所有公产包括学校医院幼儿园一塌刮子“全卖光”，而标准新自由主义者克劳斯在捷克折腾了8年却搞出个“准福利国家”，这个对比还不够鲜明吗？说什么东欧“激进”？关于“民主分家”过程中的公共参与、多方博弈、筑室道谋、无穷谈判，上面讲了许多，本书中有更多的例子。它们确实消耗了这些国家许多精力，损失了不少时间。这是造成中东欧经济转轨困局、而中国能够避免这种困局的又一个原因。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民主化使国家权力受到限制的同时，国家责任却很难推卸。与政府对绝大多数国民即农民没有福利责任的改革前中国相比，中东欧国家原来涵盖城乡的福利保障就发达得多。民主化之后国家任意调配资源的权力不复存在，但福利责任在民主条件下却不是统治者想卸就能卸掉的。很多外部“左派”批评中东欧简单化地实行“国家退出”，不如中国强调国家作用。其实国家在两者的转轨中都是无处不在，区别只在于中东欧国家“权力退出”易，“责任退出”难。而中国恰好相反。讲责任的时候让你“不找市长找市场”，弄权的时候就是“市场不找市长找”了。即便“左派”最喜欢开骂的俄罗斯，如今社会保障方面的“社会主义”仍然随处可见，非黑土地带许多农民甚至更本不种田却拿国家的保障金买粮吃。相比起前些年传媒“正面报导”说我们某个根本已无劳动能力的百岁农妇向政府踊跃交纳“合理负担”，真让人不知说什么才好。西方两派转轨经济学家都认同民主，都不会建议东欧回归专制，同时他们的经济学也有不谈政治只就经济论经济的规则（在政治权力很少干预经济的西方这种规则也很自然），于是便王顾左右而言他，去辩论起什么经济上的激进渐进来了。
但是，“民主分家”虽然付出了相当的“交易成本”，从长远看它却完成了一个重要的使命：给“分家”的结果提供了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起点公正。不管是捷克式的“全民资产公平地分配给全民”，还是匈牙利由民主政府在反对派盯著之下搞的公开、公平竞价拍卖，或者是波兰式的从EBO公平过渡到EMBO和MBO，都具有“分得起点平等，卖得透明公正，委托代理清楚，公平分家然后自由交易，谁是『能人』那时自见分晓”的特点。这样的合法性首先是合乎自然法──公正性。而这是任何人为的成文法无法代替的。
二是代理公正。正如笔者指出的：国资交易的难点表面上是定价问题，实际上是作为国资所有者的国民与作为资产看守者的官员间是否存在真正的委托－代理关系的问题。没有真正的而不是自称的委托，“看守者交易”就难以成为合法的代理交易，无论怎么定价，都难免盗卖公产之嫌。近代民主制产生的基础并不是什么纯粹理念的东西，而就是“无代表，不纳税”的逻辑。这个逻辑用在转轨问题上就是“无代表，不卖（分）产”。中世纪早期西方的“国王”自食其采邑，基本没有全国性税收，民主与否无所谓。后来税多起来了，你收这税拿去干什么？就不跟我们商量？没有我们或我们选出的代表同意，你凭什么征税？事实上，民主化之后通常税不是征得少了，而是更多了。但是纳税人就愿意！同样，转轨以前的体制犹如一个大家庭，子弟们不能挑选父亲，但父亲也不会“解雇”儿子。现在父亲可以解雇儿子了，儿子还能不挑选父亲吗？还能不过问家产的处置吗？事实上，民主化之后即便国企卖价不是高了而是低了。国民也认可，这与民主制下纳税更多人家也情愿是一个道理。在东欧，往往同样是卖企业，甚至是同样的价钱，剧变前卖就引起众怒，被斥为盗卖公产，剧变后在民主制下卖，大家就没话说。
三是协商公正。“分家”兹事体大，即便明确了委托代理，通常也只是具备了私有化民主立法的合法性基础，具体分家进程中的种种利害冲突还是要由利益有关各方谈判协调。同时民主制也有个健全、完善过程，在民主制尚不健全、“代理公正”仍有缺陷时，各方协商更成为程序公正的关键。即便最后的配置差别不大，有没有商量仍是大不一样的。中东欧的经验证明：“吵在前头”比“秋后算帐”有利。波兰在1991－1993年间因私有化进程中的具体问题发生过频繁的请愿、示威、游行和罢工，而俄罗斯这种事情就少的多（那时俄国公众的公共参与基本上是政治性的）。但是私有化实现后波兰人就安静了，在转轨前和“如何分家”的谈判中极为活跃的工会，当年的“军管”都镇压不下去，但在“分家”有了公正结果的许多私有化企业中，工会几乎无疾而终。当年呼风唤雨的工运领袖、首届民选总统瓦文萨也因没了听众而黯然从政界消失。“工会吓跑投资者”的所谓“波兰病”如今大有改变，近年来波兰吸引外资已经赶上匈牙利而居于中东欧榜首。反观俄罗斯，则由于产权配置缺乏公信力而导致资本外逃严重，清算寡头更使许多大企业无法稳定经营，造成巨大损失。
由于“民主分家”的上述功能，尽管在言论自由环境下媒体可能“怨声载道”，实际上公众对改革结果的认可程度决不低。最明显的是十多年来在民主竞选中各国执政党多次更迭，左右派轮番上台，转轨结果都得到公认。主张走回头路的政党尽可以公开存在与宣传，得到的选票却越来越少。总的来看，中东欧国家已经实现了通过“民主分家”建立公正的产权结构并维持稳定的过程，这对未来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
总之，尽管各国情况不一，但总体上中东欧的主要问题并不是所谓经济转轨太“激进”而导致“休克”，而是“民主分家”的高交易成本有时反而导致拖延损失，民主化造成的国家责大权小也恶化了转型期财政困难。但是从长远看，这种成本是值得的。事实上如今中东欧地区经济复兴最早最快、转轨“代价”总体上最小的几个国家，恰恰都是“分家”最民主也最公正的波兰、捷克、匈牙利等。
四、“分”之罪？不分之罪？
关于俄罗斯教训中东欧诸国中，俄罗斯转轨中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无论在效率上还是公平上都如此。于是一些人一谈中东欧就是俄罗斯，似乎波兰、捷克等等都不存在。“俄罗斯化”成了争论中指责对方的一个说词。而对俄罗斯的指责集中于两点：一是所谓休克疗法，二是“证券私有化”。关于俄罗斯的所谓休克疗法，本书中有详细的分析。不管这种主张是好是坏，俄罗斯的经济衰退早在苏联末期就开始了，并且一直延续到普京上台之际。而搞“休克疗法”的盖达尔执政仅半年，从切尔诺梅尔金上台起就说要放弃“浪漫主义改革方式”。长达十余年的衰退都归咎于那半年，说得过去吗？在前苏联范围内，并不是所有国家都采取过盖达尔的方式，比如乌克兰、白俄罗斯就没有。但是他们现在的状况还不如俄罗斯。
由于俄罗斯经济搞得不好，我们经济学界的“左”“右”双方都拿俄罗斯的“证券私有化”说事。“左派”说俄国人一分了私有化证券就拿去换酒喝，有人乘机收购大量证券，于是便霸占了国有资产成为寡头，这多不公平！可见这家千万分不得，自由主义罪该万死，还是让大家长管著好。“右派”则说俄国人就是穷讲究什么公平，要把国有资产分给老百姓，结果股权极度分散，造成公司治理不好效率低下，要是把产权交给经理就好了！可见分家就是要依靠强者，平民立场罪莫大焉。
其实这两种说法本身就互相抵销：如果证券私有化造成产权极度分散，何来寡头之说？如果它使产权集中于少数老板，又何来公司治理问题？更有甚者，有的批评根本就是颠倒的，如说私有化证券不值钱，又说企业定价太低，几张证券就可以换走大企业，还说俄罗斯只分不卖是大错，这几种指责在逻辑上怎么可能同时成立？如果只分不卖，所谓资产定价就只与私有化证券发行额有关，而与通货膨胀无关。如果以通货膨胀为理由把企业提价，同时私有化证券的发行额又是固定的，并不随通货一起膨胀，那私有化证券怎么还能换到产权？有些人口里说人民至上，实际上把人民说成傻瓜，说他们一拿到证券就换酒喝了，因此就不该向他们分配资产。其实由于当时官方并没有真把多少资产拿出来分，私有化证券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的确也就等于废纸，拿它“换酒喝”还应当说是聪明之举。俄罗斯还有五分之一的证券根本就没有兑换成股票（哪怕是垃圾股），白白作废了呢。而拿“酒”换了一些废纸的那些人倒多当了倒霉鬼，哪个成了“寡头”？
本书以实证研究证明：当时叶利钦政府实际上是借通货膨胀和资产重新定价之机赖掉了原先许诺的资产分配。主要的国有资产根本就没有“分”。“私有化证券”只能换一些垃圾股，大量收购这些证券的人后来基本上都破产了，根本没有变成“寡头”。后来的寡头恰恰是在1994年俄国私有化“改分为卖”之后，一些权贵通过“内部人交易”（这恰恰正是中国现在流行的做法）把国家耍赖没有拿出来分给老百姓的那些资产（而不是分给了百姓但他们不知珍惜又拿去换了酒喝的资产）攫为己有的结果。寡头们根本不是通过收集私有化证券发迹的。也就是说，如果当时俄国像捷克那样认真地通过“证券私有化”搞了资产的公平分配，后来的经济发展肯定是另一个样子：能不能更快增长不说，至少不会有寡头之弊。
这并不是说捷克式分配就十全十美没有缺陷，也不是说就不能“卖”。本书在肯定捷克式的“起点平等”的同时也指出其“投资私有化基金（IPF）”的后期运作有问题，影响了公司治理。而“卖”如果像匈牙利那样规范地操作，公平出售国有资产并用所得充实社会保障与公益福利基金，也是可以的。问题在于俄罗斯说“分”又没真分，“卖”又卖得很不光明正大。但是由于这个真相很少有人了解，某些人就老以俄罗斯“平分国有资产导致经济失败”为借口主张直接把公共资产私相授受。因此本书澄清俄国“证券私有化”的真相是非常必要的。俄罗斯的问题根本不是“分”了以后由于“证券自由买卖”造成了寡头，而是政府口头说“分”实际赖了账，然后把赖著不“分”的资产私相授受给了“内部人”。作为中国人，我们究竟应当从中汲取怎样的教训？
如今“非主流”指责中国的私有化是“俄罗斯化”，“主流”回答说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像俄罗斯那样搞证券私有化把国有资产分给老百姓！问题是俄罗斯难道就真的把资产分给过老百姓？没有公开地给老百姓，这不恰恰正是暗地给了权贵吗？俄罗斯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的左右两派共同把人搞糊涂了。
其实，俄国私有化没有捷克那么公平，原因之一是俄国的民主化水平本身不如捷克的民主化，她的私有化过程因此也就不如捷克公平；其次，民主化是私有化能够公平进行的必要条件，但未必是充分条件，民主国家的私有化不一定公正，但不民主的私有化一定是不公正的。然而，正是由于俄罗斯毕竟还是有一些民主，政府处置公产还算是具有委托－代理的合法资格，而社会有关利益各方在这过程中也有过不少谈判，经历过相当激烈的讨价还价与妥协，最后这样的结果虽然令人不满，但并没有多少人主张推倒重来。如今我们这里有人主张“先私有化后民主”，其根据居然就是说俄罗斯的私有化尽管不公平，但也没有导致清算。这不是惊人的逻辑颠倒吗？俄罗斯难道是“先私有化后民主”的例子？她的私有化尽管不公平却也没有导致大清算（其实小清算还是有的，例如如今普京对待霍多尔科夫斯基），难道不恰恰是民主先行一步的结果？如果反过来，戈尔巴乔夫时代权贵们就先在体制内的黑箱里瓜分掉了公产，然后再出现叶利钦的民主化，那还了得？那时被追究的还能仅仅是那几个“政变分子”？
如今争论双方都拿俄罗斯说事，一边说如今的改革就是“俄罗斯化”，另一边说否，我们比俄罗斯搞□好。然而俄罗斯的国资改革方案可是不仅经过左中右各派的自由辩论和民主的立法程序，还通过了全民公决的。而今天看看，我们的国资改革经过了全民公决吗？更重要的是：它经得起全民公决吗？
俄罗斯国资改革导致的财富分配是否比我们的更不平等，已经是个疑问──不少数据表明，如今中国的吉尼系数（城乡综合）超过俄罗斯，如果这点还有疑问，那么超过匈牙利、波兰（8.28北京讨论会上支持郎咸平的发言者一再提到的反面案例）等东欧国家是毫无疑问的。
而我们如今的产权配置的合法性──包括法律合法性和道义合法性──比俄罗斯（更不用说比东欧）又如何？必须指出，不平等与不公正（没有道义合法性）并不是一回事。仅仅是吉尼系数较高并不说明公正性更低。洛克菲勒富可敌国，大多数美国人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公。而周正毅、赖昌星之富比洛克菲勒差得远，但国人皆为之切齿。俄罗斯的国资改革显然存在著相当严重的合法性问题，因此如今普京收拾“尤科斯”是很得人心的。但是据普京采取反寡头行动后俄罗斯的民意调查，73％的被访者支持普京，而同时对行动表示不满的前总理卡西亚诺夫仍有39％的被访者支持。[1]另一项调查显示，在得知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一事的受访者中，有54%的人对这一行动持赞同态度，4%的人坚决表示反对，而多达42％的人态度含糊或不置可否。[2]而今天你看看我们的网上民意，强国、人民这些比较左的网站就不说它了，新浪、搜狐等普及型网站的几个数字都表明，强烈支持郎咸平的高达90％以上！虽然网民并非全民，但是俄罗斯的那两个调查也是通过网络进行的，因此还是有相当可比性。要知道俄罗斯向寡头发难的可是当今的铁腕总统，比郎咸平这么个民间学者（还不是大陆的）的号召力难道不大得多么？可是它激起的民意支持还远不及我们这次的“郎旋风”！可见俄罗斯公众对国资改革的不满远远没有达到中国公众对国资改革不满的一面倒程度。尽管我们这里许多人喜欢渲染俄罗斯的危机，但不客气地讲，这些年来俄罗斯人民虽然有怨气，但“革命形势”绝对没有。而中国如果有个什么风吹草动，改革由于公正性危机而翻船的可能性，比俄罗斯要大得多！
来源:光明观察2005年0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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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19
高华：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 - [高华文章]
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札记
一、引子：龙应台要说什么？
龙应台去年出版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在台、港和海外的华人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作为一名近代史研究者，我读过许多探讨1949年前后中国历史变化的著述，我自己也曾就其中的某些问题写过文章，但是龙应台的书还是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应该说，这是一部用散文的文体，以新的思维，对1949年前往台湾的一群中国人进行全新论述的重要作品。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意象复杂，场面宏大：从1949年200万大陆人渡海迁台，再到二战时期的德、俄战场和南太平洋战场；从“白色恐怖”对“外省人”的残酷迫害，到“本省人”对“祖国军”的期盼和失望，再到“亚细亚孤儿”的悲情。全书有家有国，以个人和家族的变迁，来折射时代和国家的大势走向对个人命运的影响。以人文的、人道的史观，穿透被宏大话语总结、归纳的历史，从中还原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寻求其中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的基本特点。在我多年的阅读中很少见到两岸的历史学家有如龙应台这样，将自己的研究与人性关切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书中，龙应台满怀温情地写了她的父母槐生和美君千辛万苦，万里漂泊到台湾的故事；也写了一系列当年的小人物，在60年前背井离乡、生离死别、逃难、跨海、落地生根于台湾的故事。过去人们只知道国民党政权1949年被中共打败，被迫退往台岛；今天龙应台第一次向世人展现1949年庶民渡海迁台的画卷，里面由无数的个人和家庭组成，结合起来，就成了一部罕见的中国近代“南渡”史。
该书是写给台湾人看的，也是写给大陆人和所有中国人看的，全书的中心意旨是以普世价值观，来反思1949年由国民党政府的大失败而引发的国内一部分人群的大迁徙、大逃亡，“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龙应台在书中着力描述了被意识形态宏大话语长期遮蔽的一个个历史场景，讨论了一系列与1949年相联系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但是她不直接评判那场内战的是非功过，而是重点叙述那些内战的牺牲者及1949年来到台湾的人群，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尊敬：
他们曾经意气风发，风华正茂，有的人被国家感动，被理想激励，有的人被贫穷所迫，被境遇所压，他们被带往战场，冻馁于荒野，暴尸于沟渠。时代的铁轮，碾过他们的身驱。那烽火幸存的，一生动荡，万里飘零。
她写道，当夜里她一人独对史料：
我感觉一种莫名的涌动，千军万马继续奔腾，受伤的魂魄殷殷期盼，所有温柔无助的心灵仍旧悬空在寻寻觅觅……（页16）
龙应台告诉人们，正是这批被视为是“失败者”的人群，“在跌倒流血的地方，重新低头播种”，“以失败教导了我们，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她并表示，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
在我的印象中，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在台湾谈论“外省人”和“失败者”的关系，是十分敏感的话题，龙应台直截了当地提出以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这是极为罕见的，需要直面历史的非凡的勇气！许多年来，“外省人”是和贬义性的“失败者”一词相联系的，设想若非1940年代末国民党的大失败，当年的200万人怎么可能背井离乡，如潮水般涌向台湾？2003年秋，在台北的一次有关抗战史的学术讨论会的茶叙上，我亲耳听到当年参加抗战的前国军将领说：败军之将，何以言勇？方知时间虽已过去几十年，这个“败”字，还是这样使人刻骨铭心。
国民党之“败”于中共，也让它在台湾的一些反对者对打败国民党的中共倾羡不已，也学着运用马列毛理论来挑战国民党，只是以后越走越偏，居然走到“台独”的方向。近十多年，把“外省人”等同于“占领者”的“台湾自主性/主体性”话语，又成为新的压迫性话语。在“失败者”和“占领者”这两种强势话语的压力下，虽然许多外省老一辈的心中有诸多苦楚，但还是“隐忍不言”，直到这次龙应台的新书问世。
龙应台是饮誉华人世界的著名作家，然而她对书写的局限性有充分的认识，她写道：
我没办法给你任何事情的全貌，……没有人知道全貌。而且，那么大的国土，那么复杂的历史，那么分化的诠释，那么扑朔迷离的真相和快速流失无法复原的记忆，我很怀疑什么叫“全貌”。何况，即使知道“全貌”，语言和文字又怎么可能表达呢？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个“以偏盖全”的历史印象。我所知的，记得的，发现的，感受的，都只能是非常个人的承受，也是绝对个人的传输。（页146）
龙应台开宗名义表明自己的叙述的有限性，显示了她的自信、真诚和科学态度。确实，她做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要在一本15万字的书里把所有与1949年有关的问题都阐述清楚，那是极为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对书中的某些内容与论断，不同的读者因关切不同而存有异议也是正常的。任何一本书都不会是完美无缺的，同样，《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例如有一些内容，无论是作为1949年大变局的近因还是远因，都间隔得较远，不一定和主题十分贴切等。只是这些瑕疵与该书的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作为一名作家，龙应台已在做历史学家的工作--她不仅对众多的历史见证者作了口述采访和抢救采访，还查阅了台湾和大陆的大量文献资料。例如：龙应台查阅了著名的台湾《传记文学》的创办人刘绍唐于1951年出版的《红色中国的叛徒》一书，该书通过刘绍唐在林彪率领的解放军“四野”的一段生活及其出走香港的经历，反映了易代之际的社会和人心变化，具有颇高的史料价值。据我所知，该书早已绝版，许多专家都未必看过，龙应台却找到了。她所做的这一切努力，使得她的叙述更贴近历史真实。
二、他们为什么去了台湾？
对于研究近现代历史，又是出生在1950年代初的我，早就知道1949年是一道分界线，是把历史和人的命运分开的坐标线。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崩溃，蒋介石率领一批国民党军政人员逃往台湾。在我成长的那些年代，大陆每天都在搞政治运动，“深挖国民党残渣余孽”是每一次运动必有的内容，所以我对1949年去台人员，总是有很深的兴趣：他们为什么去台湾？他们是怎么去的？
1987年两岸恢复联系后，我曾当面听过一些台湾学者谈论他们当年去台的经历：
张玉法教授是山东流亡学生，他是先经澎湖，再去台的（在龙应台的书中，专门有一节叙述了他的1949年）；
尉天骢教授是南京“国民革命军遗族子弟学校”的学生，1949年跟随学校经广州辗转迁台；
蒋永敬教授是从东北战场南下南京，再从上海坐军船，经舟山去了台湾。
2004年，我在台北，见到钱永祥先生和钱伯母，他说当年他母亲和他当国军团长的父亲是分别来台的，他的母亲一手搀着他的姐姐，另一只手怀抱着刚出生不久的他，在海南岛上了前往台湾的军舰。而钱伯母的去台路线，恰与龙应台的母亲美君一样，都是在海南岛登舰，目的地是台湾。
显然，他们和龙应台的书中所写的那些被抓的壮丁完全不同，他们有其“各人的理由”或“自由意志”，都是在内战的烽火中，自愿去台湾的。于是又回到那个最关键的问题，他们为什么去台湾？
1949年的国民党政权，前景一片渺茫，年初蒋介石下野，李宗仁接任“代总统”，以为蒋下台，在美国的支持下，可以在保存国民党原有架构下与中共“谋和”，实现划江而治；结果希望落空，美国对国府沉沦袖手旁观；知识分子大多留下等待新政权。
“山那边”的共产党则如日东升，气象万千，正紧锣密鼓准备开国。暂居在香港的民主党派和“左派”知识分子纷纷北上，“青春做伴好还乡”。我从民国老报人雷啸岑的书中还看到，1949年10月10日，在香港的亲国府人士为纪念“双十”而举办的招待会上，出席者仅十余人，为首的还是民社党的伍宪子和徐复观等人，场面之萧条，可称之为“惨不忍睹”。在那年夏天，国民党当局很不容易凑了一点钱，在香港办了一份《香港时报》，每天只印五千份，其中一半以上寄赠给在港避难的国民党前官员和香港的社会名流，那些人却视国民党政权为“过去式”，惟恐避之不及。
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后，迅速占领首都南京和东方大都会上海，国府南迁，先广州、后重庆、再成都，最后于1949年12月10日迁往台北。国府南渡，与历史上的南渡完全不一样。解放军以席卷之势挥师南下，势如破竹，在许多地区就是一路收编国军，国民党没有任何喘息的空隙来站住脚跟，更别说在长江以南维持一个偏安的局面。解放军只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就把在大陆的国军全部歼灭，时间之短，亦是罕见。
可就在这历史的转折点，有人却追随国民党前往风雨飘摇的台湾；也有人留下来观察新政权，但为时不久，也选择离开，其中有沪上名作家张爱玲，以及当时还没有名气的国军少校柏杨、小知识分子聂华苓、刘绍唐、傅建中等。
龙应台对“他们为什么去台”是虚化处理的，她当然知道其“因”，她说，在其后面，“早有埋得极深的因”（页195），但她就是点到为止。龙应台在书中选用了柏杨在迎接解放军入城的北京街头，流着泪，怒骂左翼青年那一段话：“政府对你们有什么不好？你们整天游行，反饥饿、反暴政，你们饥饿吗？八路军进城那一天起，你们立刻改吃陈年小米，连一块肉都没有，你们却不反饥饿？”（页192-193）
国民党很多事做得太烂，抗战胜利后，将“接收”变为“劫收”，特别是恶性通货膨胀，搞得天怒人怨，这都是事实。台大教授齐邦媛当年亲历“六一惨案”：国民党军警在武汉大学校园枪杀了三名“左”派学生，这是国民党的疯狂行动，有可能是地方当局的个别行为，未必是受最高当局指使。但从总体上讲，国府对教育是尽了心的，特别是在抗战时期，为了给国家培育人才，对学生的助学贷款等于免费全给，当局办西南联大，办各省联中，也都尽心尽力，只是人性特点之一就是多关心眼下，国民党在战后的执政实在是乏善可陈，左翼青年把几年前国府的照顾忘得一干二净，也就很自然了。易代之际，社会快速变化，各种人因地位、处境不同而对新社会的看法、态度有异。知名人士因社会影响大，人民政府出于稳定大局的需要，对他们多有安排，吸收了他们中的不少人参加了各级新政权；这些知名人士可能比一般小知识分子更能接受新思想，更加拥戴新社会；而相比之下，小知识分子因地位卑微，不具统战价值，不少人甚至还失业，这批人反而对新社会有批评或保留，这才有柏杨在北京街头指斥左翼学生的那一幕，最后他们选择离开。
由是观之，当年去台湾的200万军民（内有63万军人，其他为公教人员及其家属），固然有一部分人是被抓的壮丁或被无奈裹挟去的，然而，不可回避的是，还有很多人去台湾是自愿选择的。他们不愿生活在即将开始的共产党的统治下，自愿追随国民党，投奔风雨飘摇、前途未卜的台湾。
三、死的都是农家子弟
大陆在1950-60年代出生的人，所受的基本政治教育就是战争为“正义”和“非正义”两种；我们被告知，革命战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革命战士应“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还有就是林彪在东北战场上的名言：“在需要牺牲的时候，就要敢于牺牲……枪声一响，老子上了战场，今天就准备死在战场。”1960年代初，中共批判苏联的赫鲁晓夫，罪状之一就是“渲染战争恐怖”，中国还连带批判反映赫鲁晓夫“和平主义”错误的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1968年，北越派出黎德寿和美国在巴黎谈判，中国正值文革高峰，当时就影影绰绰传闻北越受了苏联修正主义影响，不敢再打仗了云云。
“革命英雄主义”要有具体的人物做典范。牺牲自己，为部队前进开辟道路的董存瑞就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他曾被称为“中国的马特洛索夫”（卫国战争期间苏联的战斗英雄）。当然各部队还有自己的“爆破大王”、“射击英雄”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各地广建烈士陵园，供社会各界，特别是年轻人凭吊瞻仰。
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了几十年的仗，但很少有什么思想政治动员，蒋介石对其部下说得最多的是鼓励他们杀身成仁（页178），1950年后才有消极性的“克难英雄”的评选活动，这也是当时因美援中断，国府军费极为紧张，为了克服军中的供应困难才发起的运动。台北有集中祭祀的“忠烈祠”，却未听说每年清明节组织大批青少年为国军阵亡将士陵园扫墓。
中共宣传、鼓动革命英雄主义，但不会在力量对比不利于自己时也主张打仗：1945年抗战结束不久，国共就开打，当时共军力量较弱，在一两年内，中共和左翼方面就一直高呼“实现国内和平”。然而到了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后，解放军已完全占领东北全境，还解放了济南、郑州等华北、中原大城市，对国军已占明显压倒优势，此时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呼吁和平，就被视为是国民党的“反动走狗”了。张申府是中共创党元老之一，也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以后退出中共，一直以左派教授身份参加政治活动，是民盟的主要成员之一。此君却“书生气”或“怜悯心”太重，于1948年10月23日在储安平主办的《观察》上发表了《呼吁和平》一文，结果《人民日报》斥责张申府是“人民的敌人”，其妻刘清扬已到了解放区，宣布与他离婚，民盟宣布开除他的盟籍，建国后他本人则被打入另册，长期不准发表文章，也没有安排他任何职务，1957年还被打为“右派”。
所以，“反战”、“要和平”不是任何时候都正确的口号。庞朴回忆说，1949年设在济南的华东大学干训班的学员们个个欢呼共产党，可是同学中又普遍存在渴望和平、结束动乱的情绪，经过上思想大课和反复讨论，大家才认识到：“这样的和平的愿望，又很容易倾向于在事实上同情敌人”，“虽说痛恨蒋，未必不会冒出有利于蒋的思想和情绪来”（庞朴：《火红的岁月--1949年华东大学社一部学习生活点滴》，《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第16页）。这些未来的新干部们终于发现自己立场还有问题，于是纷纷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把思想端正了过来。
易代之际，通常都是血流成河，龙应台对长春围城造成大量民众饿死哀痛不已，也强烈谴责国军在山东战场下达造成“绝地”，“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格杀”的命令（页188）。她写了新一军将领孙立人、陈明仁对共军死伤的不忍，“看了敌人的尸体也不禁流下了眼泪”（页132-133）。她的笔下对国军多有同情，因为率领国军的都是前不久与日军浴血奋战的抗日名将。
她再现了内战的真实场景：国共为争夺苏北重镇盐城，造成大量的伤亡。1946年冬，国军攻下盐城，发现周边的战壕里掩埋了700多具被冻僵的共军士兵的尸体，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有被雪水浸透了的家书和亲人的照片（页259）；而在同一城的护城河里，国军又发现有王铁汉的国军第49军3000多具尸体（页261）。
龙应台在书中描绘的济南战役后的一个场景和所引用的一位叫卢雪芳女子的话，尤其令人震撼。在解放军攻下济南后，街上走着一位浑身发抖的国民党伤兵，他的右眼、鼻子和上嘴唇都被战火削掉了，卢雪芳正在街上行走，看到这位伤兵，她的眼泪一下涌了上来，却听见后面两位八路军士兵说：这就是给国民党卖命的下场。卢雪芳转身对那两位士兵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说他？他算什么国民党？还不是跟你们一样只是一个兵而已。”（页150）的确，如果不是被拉上战场，这位可怜的伤兵不就是一位在田里耕作的农民吗？龙应台引用一位国军给家人的信说，“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这句话饱含情感，令人感动：那些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脱去军装的国共士兵，他们或在海峡此岸的家乡务农，或在台岛被派去修筑横贯公路，他们哪一个不是农家子弟？
龙应台在书中说：“历史往往没有声音。”在之前，也有人说，“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在几十年里，大陆的历史撰写中，国军抗战的史迹被抹去了，直到1980年代后才重见天日。在台湾，“2o28”事件和“白色恐怖”的受难者直到1990年代实现民主化后才得以平反昭雪。
尽管“朝代可以起灭，家国可以兴亡”，历史记述往往也是胜利者的专利，但是时代变了，价值观也会随之变化了，台湾自不待言，在大陆，也有一些改变。我认识的一位女学者原先研究1945-1949年军事史，几年前她对我说，不想再研究这一段历史了，“实在没意思，因为都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这句话使我印象深刻。但是，从人文和人道的角度，全景性的对这段历史作出反思，在大陆和台湾，龙应台可算第一人。
四、1949年，重塑社会的关键年代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年年有饥荒，有灾难，1949年也如此。但是1949年不是普通的一年，它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一年，却完全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一般的王朝更替或改朝换代：这一次是天翻地覆，是政治与经济制度、思想、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的快速、彻底的改变。
1949年11月27日，朱光潜就在《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的文章，这是知识分子为适应新社会而进行思想改造的开端。一年后，江苏扬州中学的教师进行思想改造运动，这是一所建于清末的著名中学，曾培养了许多知名的专家、学者。一份1950年代初的档案材料写道，该校“178名教师有变天思想，怕蒋匪卷土重来的达59人，怀疑敌对苏联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有61人，存在同情地主的封建思想的有39人，比较显著的怀疑、反对镇反、认为杀人太多者达60人，崇美、恐美、亲美的达105人之多”（扬州中学各种错误思想的检查，江苏档案馆馆藏苏北行署档案，3001-短期-0079）。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份档案多少反映了建国初“宁左勿右”的思想，但如此多的知识分子有“变天思想”，并在建国后没几年就被划入另册，这也是令人吃惊的，更是那些知识分子没有想到的。
1949年，跟随国民党去台湾的是少数人，大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都留在了大陆，包括被共产党视为最具危险性的“阶级敌人”：地主和国民党“军、警、宪、特”。这些人在易代之际选择留下，等待新社会的到来，一方面是对国民党完全失望，另一方面也是相信共产党的《约法八章》。当然还有许多南方乡村里的地主，不知世事有变化，以为自己勤俭持家，老实本分，没有招惹谁，还可以像往常一样过日子。在一年后“镇反运动”中，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国民党残余分子及反共“血债”的前国民党“军、警、宪、特”和“恶霸地主”等，约71万人被镇压，和跑到台湾的那些人相比，他们成为引颈待戮的一群。
去台湾的人，虽然还生活在熟悉的历史文化的氛围中，但是台湾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那就是四处弥漫的白色恐怖。跑到台湾的200万军、公、教人员，居然有4千余人被当作“匪谍”，命丧马场町等刑场。几十年后，人们才知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共产党员，至多是左翼青年或左翼文学爱好者。这些所谓“匪谍”大多是“外省人”，他们千辛万苦到台湾，“自投罗网”，把命丢在了台湾！
国民党在大陆时代，国共有两次合作，以后虽然翻脸，但是毕竟不久前还是朋友和战友，不少国民党高官一时还拉不下脸面，许多人都保护过共产党员，例如：蒋作宾为被捕的廖承志做过担保；陈诚曾帮助过田汉在皖南事变后避难，杜聿明也曾保护过田汉在昆明不被骚扰等。共产党干部基本上则是“亲不亲，阶级分”，但这不能归之于党员和干部个人品德，而是党的严格纪律使然。在1947年的老区土改中，一大批共产党员和区、县干部因“包庇地主家庭”而受到开除党籍等严厉的处分。因此在建国后，除个别外，很少与闻共产党高中级干部对那些即将要被枪毙的、曾帮助过自己的前国民党军政人员伸出援手。
1949年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成了惊弓之鸟，龙应台说：“很多残酷，来自不安。”（页90）这是千真万确的。那些国民党大官很少再出面保人了，在台湾，往往就因为读了一本左翼作家的书，就随意把人长期关在火烧岛。更令人发指的是，1949年12月，澎湖卫戍司令李振清把追随国府，千辛万苦带领八千山东流亡中学生到澎湖的山东联合中学校长张敏之（前烟台中学校长）及老师等七人全当作“匪谍”枪毙，造成千古冤案！这件事，过去未见史书记载。杭立武是当时的教育部长，为山东联中（由八所中学组成）撤退澎湖，亲自和澎湖驻军办有过交涉，但是在1980年代后期，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对他进行的口述采访中，他只是提到该校培养了多少人才，却对当年的惨剧无一字说明和交代。2004年春，我在台北第一次听尉天骢教授亲口对我说过此案，至今还记得尉教授在讲述这件事时的愤怒表情。去年，我读王鼎钧的《文学江湖》，知道了该案的更多细节；今天龙应台的书让广大的读者了解那个年代“白色恐怖”的无耻和无法无天！
龙应台以外省人后代的身份理解、同情台籍人士在“2o28”事件中所蒙受的苦难和牺牲，又公正地提出外省人为1950-60年代白色恐怖的最大受害者。现在看来，当年的国民党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客观上通过两大事件--“2o28”事件和“澎湖山东中学匪谍案”--实现了台湾社会氛围的转变，蒋经国等依靠白色恐怖，使亡国之君蒋介石的威仪重新确立，也使台湾的政局稳定了下来。以后国民党从“抓匪谍”中尝到了甜头，就频频运用“匪谍”的罪名来抓人。
在这个问题上，国共的路数完全不一样。在大陆，共产党采取公开的、大张旗鼓的方式，运用一切宣传手段，通过群众运动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镇反”和“肃反”运动；在制度建构方面，以“阶级分类”为依据，依靠单位、街道和公安部门三结合的方式，建立起社会治安网络，以监督“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1957年后再加上“右派”，统称“五类分子”）和一切“破坏分子”；国民党则专由特工部门负责，以暗箱作业的方式，在全岛各行各业密布“眼线”（即“线民”），形成天罗地网，重在制造恐怖，形成威慑。龙应台在她的另一篇文章中提到，1962年，她十岁的时候，曾亲眼看到穿着“黄卡其衣服的一堆人，手里有枪”，到她就读的小学来抓一位数学老师，那位老师跑出教室，特务们紧追，最后那位老师的“尸体呈大字型打开”，就死在学校操场的黄沙上，而所有的师生都不言语，好像没发生过此事一般。
龙应台亲眼所见的这件事，在那个年代经常发生。《万象》上刊载的一篇文章《稻田里的学校》也写到和龙应台在小学时所见到的几乎一模一样的抓“匪谍”案，这次是穿中山装的人来学校，把正在上课的外省籍老师抓走。恐怖形成巨大的震慑力，被抓者尤如人间蒸发，大家都回避谈论。显然，这就是国民党当局所要的社会效果：白色恐怖造成无边的社会恐怖和心理恐怖，使百姓彼此分开，就在百姓的恐惧中，党国的威权如日中天，无所不在。
五、白色恐怖，还是岁月无忧的日子？
1950-60年代的台湾“白色恐怖”打击的主要目标是“外省人”，龙应台的父亲龙槐生在大陆时代当过国民党的宪兵连长，去台湾后就做一个乡村警察，按理说不应是党国体制的“怀疑对象”，但还得写自传。齐邦媛的丈夫是铁路工程师，也被要求写出历史反省材料。相比之下，本省人的处境似乎要好得多，只要当顺民，政治上“安分守己”，不涉及左翼和台独，该干嘛干嘛，一般不会遇上太多的麻烦。
在“白色恐怖”下有没有正常的生活？应该说这是一种受到政治干扰的被扭曲的生活，在“白色恐怖”下，百姓的日子还得过，居然还越过越好，这里主要的社会结构性的背景是，台湾不是单一由政府掌控一切的计划经济体制。1950年代中期后，在当局的管制经济之外，“市场”的因素也开始增长，小百姓依靠“市场”，总还能找一碗饭吃。龙应台的母亲美君设在高雄港的卖菜的小摊子，在她的经营下，1953年扩充为一家小店--“美君商号”，这也是大陆开始消灭私有经济、加速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年代。在当时一般人不会特别注意到这些，人们关心的只是美国对台湾给了多少经援，苏联给了大陆多少援助，而不知道一个社会的经济自由才是最重要的。再则，台湾没有如同大陆那样搞“群众专政”，“匪谍”的家属、子女虽然也受到歧视（龙应台的书中提到王晓波因母亲被冤杀，而受到学校老师的侮辱），但是总的说来，“匪谍”的家属、子女还不至于被普遍视为“不可接触者”，遭遇到“人人喊打”的境地，其子女还可以读书、升大学。
虽然身处白色恐怖的年代，也有人没觉得有什么压力，这里面既有外省人，也有本省人。《万象》杂志有文章谈1950年代初某作者从大陆流亡到台湾，有幸在台大法学院读书，度过了他称之为“象牙塔里”的一段平静的求学岁月。在文章中，这位作者自称当年他是国民党外围组织成员，也是台大校园社团活动的活跃分子，还代表“中华民国”参加过出外访问的大学生代表团。显然，作者是当局信任的对象，他对1950年代的回忆是有其角度和立场的。
这种情况无独有偶，对大陆1950年代的社会生活，不同的人也是有不同的感受。例如：有许多知识分子在数十年后对“思想改造”持批评和反思的态度，有的甚至直接批评为“洗脑”；但是也有知名知识分子欣赏、怀念那段生活，把它称之为是“永远力量源泉”的“火红的岁月”（庞朴：《火红的岁月--1949年华东大学社一部学习生活点滴》，《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第14页）。
郑鸿生是一位本省籍批判知识分子，他生长在台南的一个小康之家，家境颇优渥。他在回忆他的中学时代时，很少提到那时在许多外省人心头上时刻存在的对白色恐怖的惊悚感，也很少提到一些外省人在回忆中通常会提到的1950-60年代初的困窘生活。他详细描述了他的味觉开发的过程，从台南的外省人的食物小店或小摊子，一路吃到求学的台北，从此喜欢上了外省菜肴和食物（郑鸿生：《山东白、四川菜与台南外省面--记一个府城少年在升平年代的味觉探索》，《万象》第12卷第1期，2010年1月）。
台湾的“戡乱戒严时期”是一奇怪的状态，它的高峰期应是1950年代的十年，1960年代后开始缓和，以后特务虽然还不时抓人，告密仍然盛行，甚至达到了普遍化和深入化，许多有“卓越反共表现”的“忠贞党员”都遭过“检举”，但是社会的紧张度已有所松弛。这个时期的台湾社会，已有一定的自由度，又被穿上紧身衣。龙应台成长在这一时期，她既亲眼见过穿黄卡其装的特务来抓她所在学校的老师，也和那一代人一样，“在和平中，天真而开阔地长大”。
六、省籍问题的症结
近十多年来，“台湾自主性/主体性”政治正确话语，在台湾学术、思想、文化领域不断扩大影响，这种思潮自有其历史根源，龙应台以理性客观的态度，将其抽丝剥茧，展现在公众面前。
龙应台在书中花了许多笔墨描述了台湾本省籍人士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困惑和迷惘，只是在我看来，有些已不属于“困惑”和“迷惘”，而是错以殖民国日本为认同对象！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日据时代的台湾青年以当日本兵的“军属”、“军夫”为荣，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积极报名参军，居然报名者高达100万人，而被录取的少数人莫不以为日本效力而自豪！我读到这一段，感到触目惊心，日本在台“皇民化”政策的推行居然如此“成功”，这是我过去没有想到的。我不由想起蒋渭水之弟蒋渭川对蒋介石说的一段话：台湾人敬畏而不怀德。蒋渭川是台籍人士，却说出如此贬损台人的话语，是在国民党高压下为讨好蒋介石而违心说的假话，还是他真实的想法？这些都不得而知了。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被台湾人民盼望的“祖国军”却形同乞丐，毫无文明举止，被称为“叫化子军”，再次让台湾老百姓失望，因为他们看到的是：日本兵就是战败了，也是军容整齐，威风凛凛。没两年，1947年的“2o28”事件，大批台籍精英被枉杀，让台湾百姓彻底领教了国民党的专横和残暴，从此省籍问题成了台湾本省人的一个难解的心结。
几十年后，台湾歌手罗大佑颇有深意地用日据时期台湾老一辈作家吴浊流的名著《亚细亚的孤儿》的书名，写出著名的歌曲《亚细亚的孤儿》，唱出了台湾人在冷战时期对冠之以“红色”和“白色”的高压和恐怖的那种惊惧感和凄凉感：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
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
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
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
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地叹息
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真理
龙应台和罗大佑理解和同情台湾本省人在两蒋统治时期所受到的压力，写出了许多人都感同身受的那种无助感和无力感，这都是历史事实，但是若要说，国民党自台湾光复就蓄意打击台人，则与事实不符。国民党治下的中国和日本不在同一社会发展的水平上，1945年抗战胜利时，国民党不是没有装束整齐、兵员素质较高的精锐部队，只是他们远在印缅战区；国民党也不是不重视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他们在重庆早就设有专门机构谋划此事，只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1935年初，红军长征进入贵州遵义城，为使该城百姓对红军留下好印象，上级命令红军一律着鞋。国民党办事大而化之，太不认真，更不重视办事的落实，这是它的一贯风格。国民党军队和陈仪的长官公署对在日人长期统治下台湾民众的心理，没有兴趣去深入研究，更不会有的放矢去做收买人心的工作，加上不少官员存有贪污行为，态度又很骄横，在推行国语运动时过快过急，让百姓无所适从等，于是长官公署和“祖国军”在台湾人心目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了。“2·28”事件在客观上强化了国民党的权威，使台省同胞对国家的感情产生严重的疏离，但那时蒋介石并没料想两年后他会丢掉大陆，退守到台岛。事件后蒋改派文人魏道明做省主席，任命台籍人士丘念台为民政厅长，林献堂、杜聪明等为省府委员，其着眼点都是安抚人心。客观地说，“2·28”事件中蒋介石派兵去台湾镇压，不是他为退守台湾预做准备，而是国民党当局在整体中国的框架下的一次伴有大量滥杀行为的反共治安整肃行动。
省籍问题以后越演越烈的全部症结乃是“反攻大陆”不成，由统治合法性危机而造成，中央级“民意代表”为外省人占据，以后成为“万年国代”确是事实，但又事出有因。设想若无于右任、吴稚晖、王世杰、王云五、胡秋原等充任“立法委员”或“国大代表”，“中华民国”的“法统”又如何体现？蒋氏父子一方面堵住台籍人士参与高层政治的轨道，严密监视他们任何形式的结社活动，逼使他们走上经营私人经济的道路；另一方面，为了笼络人心，也给了少数本省籍人士省、县参议会议员等位子，20年后，终于开花结果。随着台湾经济起飞，台湾出现了大批本省籍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士，到了1970年代初，更有蒋经国“崔苔菁”，大量提拔台籍精英参与政治，台湾的政治生态终于发生重大的变化。
七、新价值从失败而来吗？
从“丢失江山”的角度讲，国民党、国民政府是“失败者”，这是无可更改的事实。熊式辉说，想起在大陆的失败，“切肤痛心，不敢回顾”。陈诚痛切反省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从他参与并领导的江西剿共战争一路反思，他声称：未能在1934年10月消灭朱毛红军，致使功亏一篑，遗恨千古。国民党高官的这些反省和反思，都是从“党国”丢掉大陆江山的角度出发的。
如今龙应台从民间的角度提出“向失败者致敬”，并坦陈：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台湾是不是失败者，齐邦媛教授就不同意这个命题，她认为国民政府、台湾百姓不是“失败者”，她说，如此看问题，是因为各人的“价值观”不同；第二，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中没有展开论述她的一个隐匿的命题，而在她的其他文章里都有所涉及，这就是1949年国府的失败与台湾以后开出的自由民主新价值的关系。
可是人们也会提出疑问，难道没有1949年国府的失败，自由民主的新价值就开不出来？证诸大陆时代，虽经战乱摧残，不是也有新价值和民间社会的存在吗？只是这些新价值最终挡不住左倾思潮的冲击而凋零。
当然，如果只是“思潮”是冲不垮手上握有数百万大军的国民党政权的，关键是在左翼思潮背后有高度组织化的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并得到广大农民及苏联的帮助和支持。而国民党与社会底层，特别是广大农民极为隔膜，又被普遍认为是贪污腐败，这就使得左翼的解释直逼人心，为共产党争取到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国民党也因军事失败造成全局崩溃，最后被迫退守台湾。
龙应台在书中没有专门讨论国民党大陆失败的“因”，但是它实际上已相当程度地涉及到这个关键的问题：书中引用一位被俘的国军军长对淮海战役的一段回忆说，国军打仗，老百姓“快闪”，“粮食也都被藏了起来”，而“共军和老百姓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和军服不同外，简直分不清军与民的界线”（页185）。
常言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位被解放军俘虏的国军军长或许只能按照共军的口径如此这般说，可是逃到台湾的前国军连长林精武也是这么说，那就说明他们所言都是事实了。在淮海战役中负伤逃亡的路上，林精武看到老百姓推着几百辆独轮车，“碰到河沟或结冰的路面，深陷的地潭，二话不说就把推车扛在肩膀上，继续往前走，走到前线去给共军补给。老老少少成群的妇女碾面、纺纱、织布，蹲下来就给解放军的伤兵上药，包扎。”（页185-186）
国府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使自己尤如空中楼阁般的脆弱，最终难逃覆亡的命运。1949年初陈诚奉蒋介石命接掌台省主席一职后，痛定思痛，宣称以“人民至上，民生第一”为治台之理念，从“三七五减租”着手，将社会基础夯实，开始新的出发。显然，台湾以后取得的成就和进步是与其失败相联系的，龙应台不会为国民政府1949的大流亡而骄傲，她是为台湾人从失败后站起来，又开出新价值而自豪。
龙应台非常动情地描绘了以下几个镜头：
为躲避解放区土改和清算斗争冲击的豫衡联中五千名流亡学生，和同样原因逃离家乡的山东联中八千名学生一样，一边读书，一边南下流亡，到了宿营地，“背包一放下，学生们就开始升旗、唱国歌、读书、听课”。一位返乡不愿南下的同学留下的《古文观止》，“变成颠沛流离中的珍贵教材”。豫衡联中的流亡学生，带着这本《古文观止》，一路艰难跋涉，在广西和黄杰率领的国军第一兵团下的九十七军二四六团会合，在他们的保护下，于1949年12月13日，和黄杰部属一起退入法国统治下的越南，原来的五千多学生此时不到三百人。随后他们又和国军官兵被法国人迁往富国岛，在一场大火中，张子静校长抢救出的唯一物品就是这本《古文观止》。1953年，豫衡联中最后到达台湾的学生只有208人（页106）。
进入越南的国军黄杰部下三万多人在富国岛刚刚安顿下来，就建起“中山堂”和“中州豫剧团”……
也是在1949年，钱穆等离开大陆，到达香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筚路褴褛，创办新亚书院，中华文化的薪火，从中原大地一路南下到了香江之滨。
无庸讳言，1949年后的台湾，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是由一个专制主义的国民党党国机器严密统治的。一方面，两蒋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另一方面，国民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思想、文化方面厉行禁书和“文字狱”，在这种背景下，怎么可能开出“新价值”？
历史的悖论也许就在这里：国民党吸取大陆时代“放任主义”的历史教训，以蛮横、粗暴的“一刀切”的方式，彻底清剿一切“煽动阶级对立”的1930年代左翼文学或社会科学，终于实现了它多年以来梦寐以求，在大陆时代一直没能达到的目标：台湾社会的面貌被高度同质化了，依照党国机器的设计并在它的一再努力下，“反共”成了台湾社会的主导价值，台湾社会也成了一个反共社会。
和台湾形成对照的是，1949年后，大陆成了“革命社会”，与台湾一样，大陆也禁绝一切“反动”读物，不断清理、淘汰图书馆的藏书，甚至街头的“小人书”的摊子也被反复清理。和台湾不一样的是，大陆是越到后来禁书越严，及至文革爆发，所有图书馆关门，在马、恩、列、斯、毛、鲁迅外，所有书籍都被禁。而在台湾，到了1960年代后，禁书的尺度大为松弛，出现了许多翻印本。大陆禁书对达到“舆论一律”的目标，居功厥伟，所以以后才会有狂热效忠于领袖的“红卫兵运动”。但是，大陆毕竟很大，无论怎么禁书，总有漏网之鱼；再则，1960年代初，大陆为“反修”而在内部出版的“灰皮书”、“黄皮书”，在文革中流传到社会，多少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实际起了启蒙的作用。
在禁书方面，类似台湾的还有新加坡。二战后的许多非西方国家在经济衰败的同时，还会受到世界性的左翼思潮的影响，大多会加剧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动荡。老练的李光耀为了截断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新加坡这个华人社会的影响，也是严禁左翼读物的流通。几十年后，当该国的中产社会已经稳固，当局又开禁左翼文学，此时那些作品已少有人问津，不再具有革命动员的作用了。
长期的禁绝左翼读物，使得台湾一些知识分子对某些左翼名著的社会作用充满不切实际的想象。我认识的几位台湾学者都对我说，他们在解严后如何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仔细研读，其潜台词是读了该巨著，也就可以了解中共革命了。我告诉他们，他们是被某些“匪情专家”误导了。在大陆的共产革命年代，除了非常少的党内学者和“教条主义者”，中共大多数领导和党的高中级干部是不读《资本论》的。中国的共产革命是以农村为中心，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到1949年12月，农民出身的中共党员有340.1万人，占党员比重75.8%，文盲共300.6万人，占全党党员比重的69%，他们所接受的就是毛泽东的若干重要概念，以及“打土豪分田地”，“保卫土改果实”，“翻身打老蒋”等口号。至于知识分子，与其说他们是被《资本论》吸引参加中共革命，还不如说他们是受了鲁迅和苏俄文学的影响才投奔延安和参加学运的。我的这番话让这些朋友多少有些失望，他们大概不会接受我的看法，作为学院知识分子，他们还会一如既往地去读他们认为非常重要的左翼名著的。
说到台湾长期的反共宣传，其间虽然有许多歪曲和夸张（“反共八股”），但是大陆在1950-70年代的一些执政方面的极左错误，被台湾方面利用，用来凝聚台湾的民心，并取得成效，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两蒋时代台湾对大陆的“心战”广播，对大陆的城乡青年尤其是偏远地区的一些青年也产生了影响。君不见，文革期间，大陆“公检法”的宣判公告里，有多少“偷听敌台犯”，其中最多的就是偷听来自台湾的广播。一些城乡青年，其中不少还是工农子弟，居然按照台湾广播中提供的地址，给国民党敌特机构写“反革命挂勾信”，要求寄钱寄物给他们，最终都落入“公检法”的法网。文革期间，大陆对台广播也有影响，但是吸引的多为台湾左翼青年，对一般民众影响很小。大陆长期搞政治运动，搞株连，文革又大肆破坏文物典籍，把台湾民众吓坏了，蒋氏父子相应推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虽为官办，也有形式主义的流弊，但在台湾社会传播优秀典籍，普及中国传统文化，总比“评法批儒”，歌颂秦始皇，更易让台湾百姓接受。
今年春节前，CCTV四频道报道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位在台学习的大学生对台湾社会的感受。她说：“台湾人超好。”我理解她说的“超好”就是她在那儿感受到了一种在大陆生活中缺乏的，人与人之间的温良恭俭让的氛围，而这是去过台湾访问、旅游的大陆人对台印象最深的地方：台湾虽然很小，却充满浓郁的中国文化的氛围，与大陆相比，更有传统文化的底蕴！所以，我非常理解龙应台对台湾的深情和眷恋，我也完全读懂齐邦媛为什么会说出那么感性的话语：“天佑台湾”，“愿台湾在历史上长久存在”。无独有偶，这两位杰出的女性都是外省籍人士：龙应台于1952年出生于台湾，她的父母1949年来自大陆；齐邦媛于1948年来到台湾，当时她是24岁，从那以后，她已在台湾生活了62年。
如果说，新价值的孕育需要市场经济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追求“日新又新”的特质又推动了新价值融合、落户于台湾社会，那么战后西方思想、文化就成了新价值的直接的搬运者。
1949年后，台湾被纳入到美国冷战反共的轨道，受到西方战后思想、文化很深的影响。尽管自由主义思想在台湾长期被压抑，受打压，但始终是台湾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潜流，其长效作用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慢慢凸显。而在西方战后文化的影响下，1957年后，台湾的现代文学运动兴起；1960年代后，台湾一些人还引入了存在主义哲学，于是西方个人主义与两蒋的专制主义又形成张力。
走笔到此，我想起以前读的郑鸿生的《青春之歌》。他说，由于两蒋当局完全禁绝左翼读物，1968年，钱永祥等这些反抗党国专制压迫的青年知识分子，是从罗素、萨特还有一些欧陆的逻辑经验论者那儿吸取思想养分的。使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钱永祥等坐在台北的冰果室里，一边抽着烟，喝着热柠檬茶，一边在为他们的社团刊物《大学论坛》安排稿件。啊，热柠檬茶！多么神奇的物品！我敢肯定，1968年的绝大多数的大陆青年还不知热柠檬茶为何物！同样都是在思索着青年的出路，那个年代海峡两岸青年可以说是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物质和精神世界里。相比之下，钱永祥等是幸运的，他读的是全台最好的中学--台北建国男中，以后又进入台湾最好的大学--台大。如果他的母亲没有把他带往台湾，在1960年代的大陆，“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子弟”是不可能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的，更别说考入大学，甚至还会因思想异端，被送上断头台--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一些“出身不好”的青年人就是因为“离经叛道”而被处以了极刑。所以可以这么说，相比于“极左主义”，台湾的右翼专制主义还有其“柔性”的一面的：柏杨居然在台湾的牢房里写出他的名著《中国人史纲》，而丁玲因长期被单独监禁，不许阅读，是靠着背诵儿时母亲教给的古诗词才免于发疯的。两蒋父子从来没有认同过自由主义价值观，但是在他们的治下，台湾也从来没有切断过与美国的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沟通的渠道，于是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潮，“随风潜入夜”，最终为新价值的孕育和成长提供了富饶的土壤。当所有这一切都聚合在一起，1987年7月，蒋经国宣布开放报禁、党禁和大陆探亲，台湾就跨过了通向现代民主社会的门槛。
八、千古兴亡多少事，不尽长江滚滚流
去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也是国民党退守台湾的六十年，六十年，这是两代人的时间，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就是短短一瞬间。
十月下旬，我在上海医院的病榻上，手术后的伤口疼痛，没有使我流一滴眼泪，但是当我读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最后一段，也是全书的点睛之笔，我的眼睛充盈着泪水，龙应台的几段话深深地触动了我。
龙应台写道：
太多的债务，没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没有回报；太多的伤口，没有愈合；太多的亏欠，没有补偿……
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没一声“对不起”。
龙应台不回避，不遮掩，以赤子之心，将她对公平正义的立场和态度，完全无保留地展现在公众面前，分量之重，超过了任何宏篇大论。
几个月后，我还是在医院的病榻上，春节期间的医院十分安静，我再读龙应台的书，这次是在南京，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南京，是旧时国民政府的首都，也是中国历代建都最多的城市之一，石头城下，秦淮烟水，见证了多少王朝的兴亡和更替。然而，在这儿建都的王朝几乎都没有兴旺长命的，这就使得这座古城有一种凄凉落寞之感，白先勇笔下《台北人》中的南京，也有几丝愁苦的意蕴。
1998年，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回到南京总统府旧址。1946年初，他曾陪同蒋介石从陪都重庆回到这里，那时南京万人空巷，欢迎蒋委员长胜利还都。可是三年不到，蒋介石仓皇辞庙，再也没有回到南京。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他重归旧地，触景伤情，百感交集，想蒋氏去台后，“念念不忘光复大陆的使命”，却事与愿违，“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十年后，龙应台也回到南京，望滔滔长江，寻找她父亲经历的抗日的战场和已消失的、在日军侵占南京时关押过“八百壮士”的老虎桥监狱，造访城郊的外交九烈士墓和航空烈士墓，着眼点是恢复历史真貌和彰显人性。
六十年过去了，南京已高楼林立，长江上已建成三座横跨南北的大桥，中山路上的梧桐依旧，却不复旧时的静谧。就在总统府旁，建成了南京最大的仿民国建筑的时尚酒吧区“1912”，民国时代达官贵人的住宅区--江苏路上的洋房群，也被重新修缮一新，据说将作为城市的新的旅游亮点。那些和1949年相关联的地点：通往上海的下关火车站，已成为一个小车站，那个曾经挤满逃亡人群的小广场，如今只有几个老人坐在那儿晒太阳。城东的中山门，是1949年国民政府各机关从陆路逃离南京，南下宜兴、杭州的出发点和必经通道，现在已树木葱葱，成为沪宁高速公路的起点。
“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在南京，我看到一个远去的民国时代的背影。
岁月无声，江山有情，今天，经济成长了，国力强大了，和六十年前、三十年前相比，大陆民众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离一个自由和公平、正义的社会，路途仍然遥远。展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感受，如果说台湾的外省老一辈，从中读出“伤”与“痛”，那么在大陆的许多读者，则带着自己的关怀，已不全然是为了追忆历史，更是祈盼新价值成为福佑人民的灯火，从此照亮国族前行的方向。
家国六十年，河山千万里，“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本文在《领导者》杂志与台湾《思想》杂志同步刊登
（相关简介：高华，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博士候选人常成对文章的修订提出意见，对文章的完善有所帮助；他和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系的博士候选人王泳还分别给作者寄来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作者在此向他们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刊于《领导者》总第34期（201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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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13
金雁：纪念波兰独立90周年：“欧洲不死的勇士” - [金雁文章]
马克思曾赞誉波兰人民是“欧洲不死的勇士”，连华沙的美人鱼雕塑也是一手拿剑一手拿盾，与丹麦著名的哥本哈根美人鱼温顺的形象不同。
对宗教热而不狂，信仰与理性兼容、宗教热情与宗教宽容并重，是波兰民族的传统。波兰人尊重教会，但反对政教合一；没有“信仰真空”，但不会扼杀世俗理性。
马恩论波兰：“东欧民主的策源地”
1918年11月11日，波兰俄、德、奥属地区合并，成立独立的波兰共和国，红白两色国旗在华沙古城广场升起，亡国123年的波兰正式复国了。自此11月11日独立日与5月3日宪法日并列为波兰国庆节。1939年波兰遭到纳粹德国和斯大林苏联的“第四次瓜分”再度亡国。1945年波兰光复后依附苏联成为“大家庭”成员，国庆节也换成苏军解放日。直到1989年波兰“剧变”后才又恢复了原来的传统。到今年恰恰是波兰独立90周年大庆。
现在的波兰很少为国人所关心。有人说：在世界越来越清晰的时候，东欧在我们面前却越来越模糊了。除了“剧变”之初的负面报道外，我们媒体近来频频报道的主要是波兰、捷克等“新欧洲”国家如何比“老欧洲”更亲美反俄，基调也是负面的。基于今天的意识形态与国际政治背景，这并不难理解。
然而如果我们透视历史的纵深，就会发现今天有人非议的这种状态在波兰已经有200多年历史。而当年在“老欧洲”，对波兰人这种态度最为赞赏的思想家不是别人，就是我们的意识形态祖师马克思与恩格斯。马、恩在当时世界各国中最反感的就是专制的沙皇俄国，经常张口闭口“俄国佬”。而在尚无“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知道马、恩泉下有知，对后来的苏联会怎么看）的当时，对于“资本主义”各国他们最欣赏的（至少是批评最少、赞扬最多的）国家就是美国。我们都知道马克思曾如何热情洋溢地祝贺林肯当选，称这位美国总统为“工人阶级的优秀儿子”，在痛斥欧洲一些工人运动人物与当局合作的同时，马、恩却支持他们的密友、第一国际美国支部创建者魏德迈加入美军，直至成为林肯麾下的圣路易斯军区司令。
同样很自然地，在欧洲各国中，马、恩对波兰的支持与赞赏也是最热情的，并与他们对沙俄的反感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恩格斯曾称赞波兰是“东欧民主的策源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422页），说波兰人到处传播民主，是“唯一的一个过去和现在都一直以全世界的革命战士身份进行战斗的民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633页）。马克思更在纪念波兰抗俄起义的专文中高度赞誉波兰人民是“欧洲不死的勇士”，称赞波兰人历史上对蒙古人、奥斯曼帝国与沙俄的抵抗拯救了欧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225页）。“欧洲的人民群众在他们能够自由呼吸的时刻记起了波兰对他们的恩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631页）
另一方面，马、恩都多次批评“旧欧洲”列强对俄国实行迁就与绥靖政策、没有对波兰人的抗俄斗争给予应有的支持。1866年马克思为第一国际临时中央委员会写的“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强调通过帮助“民主波兰”复国的途径来“消灭俄国在欧洲的影响的必要性”。“民主波兰的存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了。没有民主波兰，德国就一定会变成神圣同盟的前哨；有了民主波兰，德国就会同共和制的法国进行合作。在这个重要的欧洲问题没有解决以前，工人运动总会遇到障碍，遭受失败，发展也将延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222页）他还强调：“对欧洲来说只能有一种选择：要么是以俄国佬为首的亚细亚的野蛮势力像雪崩一样压到它的头上；要么它就应当恢复波兰，从而以2000万英雄为屏障把自己和亚洲隔开，以便赢得时间来完成本身的社会改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229页）
他们为什么这样赞赏波兰？波兰的独立之路为什么这么坎坷？“民主波兰”为什么这么重要？让我们从头说起。
“贵族民主”：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去年的《大国崛起》电视片使英国中世纪贵族限制王权的“大宪章”作为近代英国宪政的源头活水而广为人知。应该说，欧洲宪政的确与贵族政治的传统有关，但贵族政治本身对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又构成障碍，而贵族强大往往以农奴制依附关系的存在为基础，这种关系也不是近代文明所能认可的。都铎王朝时期在“市民与王权”联盟的基础上克服贵族政治的弊病（其实也就是在某种意义上破坏“大宪章”）对英国后来宪政之路的影响，并不亚于“大宪章”本身。可以说，没有贵族对王权的制约，英国就会变成拜占庭式的“东方专制帝国”，但不克服贵族政治的涣散，英国也不可能走出中世纪。
波兰贵族享受着当时任何欧洲国家都比不上的广泛的民主自由权。15世纪贵族就首先使用波兰文的“共和国”（Rzeczpospolita）来给自己的政体定型。贵族议会的权力高于一切，不经议会同意国王不能增加税收、不能动用军队、不能批准法律。到雅盖沃王朝结束时贵族政治更进一步发展为“自由选王”制和“协商一致”原则，国王不能世袭继承，王族血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国王是由贵族会议选举产生，议会分上下两院，而小贵族组成的下院权力更大。这是欧洲最早的两院制“贵族民主”政体。在这一体制下原则上每个波兰贵族都有当选国王的可能，但是由于彼此差不多的人之间不容易摆平，所以反而波兰国王是从邻国的王族中产生的较多，这个时代法国王子、瑞典王子、特兰西瓦尼亚大公等等都当选过波兰国王（欧洲当时尚无“民族国家”概念，“外国人”当国王在各国都是见怪不怪的）。
贵族议会初时在限制王权、规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尊重公民权利、发展市民文化、促使城市自治、繁荣社会经济方面有积极的影响。1364年成立的雅盖沃大学是中欧的第一所大学，哥白尼推翻“地心说”的《天体运行论》也是在那个时代产生。而在波兰成长为中欧文化重镇的同时，她的国力也一度强盛。当时波兰贵族主要是能征善战的小贵族，他们人数多达人口的10%-20%（可以比较：同时期的俄国贵族仅占人口的1%），不易形成寡头，多数决定就能形成决策，因此行动能力较强。15世纪时波兰已成为中欧强国。与立陶宛合并后的雅盖沃王朝一度统治着包括今天白俄罗斯、乌克兰大部、匈牙利、捷克乃至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和斯洛文尼亚等地的庞大地区，在北方于1410年坦宁堡之役打败条顿骑士团，1525年迫使骑士团归附为受波兰册封的世俗领地普鲁士。在东方于1514年奥尔沙之役打败莫斯科大公国，以后还一度进军莫斯科，先后扶植两个“伪沙皇”建立依附波兰的政权。众所周知，后来由普鲁士统一起来的德国和由莫斯科大公国发展起来的沙皇俄国成为波兰的两大克星，但曾几何时，当初这两者都曾俯首称臣，成为波兰的附庸。
但是“贵族民主”后来就走向没落。首先是连年征战导致小贵族衰落，大贵族兴起，他们成为互不相让的寡头，多数决定的民主制蜕变为我行我素的“自由否决权”制，任何决定非经“协商一致”不能作出，议会里每个代表都有否决权。这种“一票否决”的后果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各有外来势力背景的贵族中取得绝对一致几乎不可能，于是任何议案的生效都难乎其难。1652-1707年的半个世纪中波兰议会召开过55次，其中就有48次一个议案也没有通过。加上自由选王制下当选者多是外来者，1572-1795年的200多年里的11个国王有7个是外国人。这些外来因素使邻国纷纷插手波兰政务，导致波兰中央政权衰弱，贵族割据，政治混乱不堪，国势也江河日下。
一般来说，“贵族民主”衰落后的出路不外乎两个：一是建立专制独裁，二是结束贵族政治变成近代的宪政民主。很多国家，包括“大宪章”与近代宪政之间的英国都曾经过一个王权强大的专制主义（现在一般叫“绝对主义”）阶段，它先结束了贵族政治，然后才是市民战胜王权建立近代民主。波兰其实也有这样一个阶段，然而它却是以波兰亡国的形式出现的。波兰人似乎比英国人更强烈地喜欢民主自由，她自己内部并没有形成君主独裁的气候。而是周边的三个君主国———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尤其是最为专制的沙皇俄国灭亡了贵族的波兰。
而波兰人从此就把两种斗争———反抗外来专制、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和对内改变贵族传统、建立近代民主的斗争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可以说，直到1989年的剧变，这“二合一”的斗争一直是波兰历史的主线。
《五·三宪法》：抗俄斗争与民主改革的结合
波兰在东欧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一方面它是俄罗斯的西邻，历来被后者视为它面向欧洲的屏障，对俄罗斯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另一方面波兰作为中世纪大国长期与俄罗斯处于敌对状态。一些俄国人认为他们自摆脱蒙古人自立以来遇到过三大外敌：波兰人、法国人和德国人。其中德国希特勒逼近过莫斯科，法国拿破仑短暂占领过莫斯科，但只有波兰人不但曾占领莫斯科，还扶植过傀儡政权。今天红场上最著名的铜像就是米宁和波扎尔斯基两位抗波英雄的。但17世纪中叶以后，俄转强而波势衰，俄国转而西侵。1654年俄国沙皇以哥萨克首领赫梅尔尼茨基请求为由，把原属波兰的德聂伯河东岸8万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并入俄国，此后俄国军队就没有离开过波兰。从18世纪末起更在一百多年里与日耳曼列强连续四次瓜分波兰，致使波俄两国人民间形成长达数百年的民族仇恨。
俄国一方面把沙皇专制强加于波兰，另一方面极力保持波兰人内部一盘散沙的贵族传统以便其渔利。因此在波兰亡国前就不断干涉波兰事务并阻挠其改革。1764年波兰举行新国王选举，俄国女王叶卡特琳娜二世便要求：新国王“必须是对俄国有利的人”，最后施压使叶卡特琳娜的情夫斯塔尼斯瓦夫·博尼亚托夫斯基当选。当时波兰议会准备通过限制“自由否决权”法律，也遭到俄国的阻挠。1772年，俄国在镇压了波兰农民起义后与普鲁士、奥地利在彼得堡签署瓜分波兰条约，使波兰丢掉了1/3的领土（21.1万平方公里），这期间波兰的贵族和知识界痛定思痛，经过四年艰苦的议会辩论（史称“四年议会”），终于在1791年5月3日通过了《五·三宪法》，在建立近代民主宪政的进程中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
210多年前出现的《五·三宪法》的精神即便在今天仍然有生命力。它废除了外国人担任国王的传统；改“自由否决制”为“多数表决制”，实行三权分立；废除贵族特权，实行“市民参政权”；废除农奴制，改行“自由农民”制；并提出让农民也享有各种“受到国家保障的权利”。用恩格斯的说法，在“贵族民主”的废墟上波兰人要建立“农民民主制”，而沙皇要建立专制独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408页）。《五·三宪法》还宣布，天主教虽为国教，但与宗教宽容精神并行不悖。全体公民是“民族独立自由的捍卫者”，在国家受到侵犯的时候“任何阶层都可以拥有军队”。在18世纪末世界史上的“宪政突破”中，这部宪法具有很高的地位。现在不少学者都把1791年的波兰宪法、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宪法视为近代民主法治的三大开山之作。
但《五·三宪法》的通过却引起了专制邻国的强烈反对。1792年，俄国伙同普鲁士以波兰帮助“法国革命的雅各宾党人”为借口出兵波兰，对波兰进行第二次瓜分，《五·三宪法》被废除，“四年议会”的决议被取消。1793年波兰议会在俄国军队的刺刀下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整个会议无一人发言，气氛悲愤，成为史上著名的“无声议会”。波兰至此只剩下20多万平方公里，400万人口。面对危难中的祖国，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革命的科希秋什科秘密潜回克拉科夫组织了一场全国性的起义，史称“科希秋什科起义”。起义军以教堂作为据点，靠变卖教会的银器为经费，起义最后被俄普联军共同镇压。1795年波兰第三次被瓜分，国家彻底灭亡，地图上已不存在波兰了。
1815年俄国在反法战争胜利以后，成为欧洲专制势力镇压民主浪潮的“神圣同盟”的盟主。俄国把原来的普、奥两国控制的占领区攫为己有，建立了一个由沙皇任国王的“华沙大公国”。波兰反对占领者的斗争实际上主要就是抗俄斗争。1830年华沙发生起义，5万人的波兰起义军与12万人的俄国正规军殊死拼搏。1864年俄国成立“波兰王国事务委员会”，其旨意是要抹煞掉一切有关“波兰”的记忆，比如禁止波兰人讲波兰语，禁止学校讲授波兰历史，当时唯一可以公开使用波兰语的是教堂，所以教会成为波兰人心目中的“地下政府”和精神依托。1863年在教会的策划下，波兰民众以在教堂内用波兰语祈祷和高唱波兰圣歌来反对俄国的奴化政策，从而开始了波兰亡国期间最大一次抗俄起义，即1863-1864年起义的高潮。这些起义虽然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但是有力地支持了欧洲民主潮流。所以才有了卢格的著名说法：民主在波兰的失败换来它在欧洲的胜利。
“全欧洲自由的传播者”：波兰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
波兰民族有许多鲜明的特点。她酷爱自由，在整个亡国期间前赴后继一次次发动起义，不愧为“欧洲不死的勇士”。复国后头一仗就是苏波战争，内战中所向披靡的苏联红军在华沙城下遭到唯一一次大败。在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波兰是牺牲人口比例最高、流血最多的国家，战前的1938年波兰的人口是3500万，二战中死亡22%（600多万）。而且波兰人的抵抗不是拿老百姓做炮灰，而是精英率先赴难。二战中波兰教会神职人员死亡三分之一，知识分子死亡38%，都明显超过一般居民的死亡率。著名的雅盖沃大学甚至全体教师都被德国人杀害。人口仅有中国1/18的波兰，牺牲人口几乎达到中国的1/3，一直到1970年代波兰人口才恢复到战前的水平。
波兰在整个沦陷时期一直由德军控制，没有出现伪政府、更没有伪军，甚至德军设在华沙的总督府也不敢雇用波籍雇员。面对二战中出了150万“伪军”的苏联，波兰人骄傲地说：“我们没有波奸，更没有‘解放军’（按：由苏军降将弗拉索夫上将率领的最大一支俄国伪军名为‘俄罗斯解放军’）”。就连华沙的美人鱼塑像也与丹麦著名的哥本哈根美人鱼温顺的形象不同，是一个一手拿剑一手拿盾的美人鱼，一副大义凛然保卫民族独立的写照。作为老对头的俄国人深知这个民族性格刚烈，苏联时期因此也让她三分，苏联与南斯拉夫闹翻后在东欧各国掀起大“肃反”，杀了几十万的“铁托同党”，但在波兰基本没有下手。1956年波兰的波兹南事件本是当时东欧自由之风的始作俑者，后来的匈牙利事件起初就是为声援波兰人而发动的，但是苏联在匈牙利出动大军大开杀戒，对波兰最初也想出兵，后来却在波兰人的强烈反应下止步，改而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波兰民族的自尊自立精神确实令人钦佩。
然而另一方面，波兰人又是十分突出的世界主义者。今天的世界语就是波兰人柴门赫夫创造的，它虽然未能在世界上成功推广，但“世界主义”的精神影响很大。波兰文化十分开放，天主教来自西方就不用说了。在文化传统上，法国对波兰的影响甚至大于俄德奥三个宗主国，无论宗教还是民主理念，波兰均类似法国，二战前她在欧洲一直有“斯拉夫人的法兰西”之称。波兰近代的几个最著名的文化精英，如肖邦和居里夫人等都与法国有不解之缘。如果说波兰精英特别亲法，那么一般波兰民众对美国更有好感。由于历史原因，波兰左中右都亲美，在美国有300万波侨，1000万美国人有波兰血统。
18世纪末波兰走向亡国，同时世界却迈向民主。在此过程中大批波兰人抗争失败后漂流四方，因失去祖国成为“世界公民”，造就了一大批民族英雄。他们认为波兰的自由只有在人类自由的背景下才能实现，因而摒弃孤立主义眼界，到处打抱不平，为超国界的“人类正义”、也为波兰的“独立和民主”浴血奋战世界各地，成为卢格所说的“全欧洲自由的传播者”和马克思所说的“唯一为世界革命而战斗的民族”。可以说，哪里有革命，哪里就有波兰人。
K·普瓦斯基和T·科希秋什科，两人都有“两个大陆的英雄”之称。普瓦斯基是1768年波兰抗俄起义领袖，抗俄失败后到北美参加独立战争，又成为美国革命的英雄。他于1777年成为美军骑兵司令，又深入英军后方组织“普瓦斯基军团”开展游击战，1779年阵亡后，华盛顿为他撰写了碑文。科希秋什科则是先率领波兰志愿者在美国革命中一举成名，然后回到波兰，领导了1794年抗俄起义。
法国革命与拿破仑战争中，大批波兰志士组成“波兰军团”为保卫革命法国而战，他们军装的袖口上写着“普天下自由的人们是兄弟”，体现了强烈的世界主义理想。“波兰军团战歌”在剧变前后一直都是波兰国歌，前南斯拉夫国歌也是采用它的旋律修改填词而成的，但这首歌却不是在波兰国内创作，而是波兰军团的维比茨基在意大利参加抗奥地利战争时创作的。
波兰人在各国热心于据说是姓“资”的民主运动，也热心于姓“社”的工人运动。波兰人参与了第一国际的建立。1871年有600多波兰志愿者成为巴黎公社的保卫者。曾经参加过俄国民粹派运动的波兰人东布罗夫斯基和符卢波列夫斯基流亡法国，又成为巴黎公社军队的两个主要将领，分别领导西线与南线的防御。东布罗夫斯基阵亡，成为最著名的公社烈士。而符卢波列夫斯基在公社失败后继续成为第一、第二国际的活动家。
亡国后的波兰人还大批卷入了宗主国的反对派运动。俄国的民粹派、德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有不少波兰人参加。而当时的社会主义具有鲜明的“英特纳雄耐尔”世界主义倾向，因此尤其吸引波兰精英。投身于德国工人运动的波兰人卢森堡、投身于俄国工人运动的拉狄克、捷尔任斯基等人都是代表。
当时俄罗斯帝国境内犹太人、波兰人和格鲁吉亚人是社会主义精英最集中的三个少数民族，在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上层中，这三个民族的人远比俄罗斯人多。但是耐人寻味的是：随着社会主义运动后来的“俄罗斯化”，这三个民族的革命家几乎都被清洗出局。就波兰人而言，除早死的捷尔任斯基外，不但以共产国际领导人拉狄克、乌克兰共产党创建者柯秀尔、白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博古茨基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波兰族布尔什维克后来都在苏联死于非命，就是复国后在本土从事亲苏共运的波兰共产党，也于1938年莫明其妙地被共产国际说成是“奸细”控制的党并被下令解散。当时波苏关系紧张，该党由于亲苏在国内受到迫害，领导层几乎都流亡在苏联，结果在苏联大肃反时全部被杀。斯大林屠杀流亡苏联的外国共产党人并不稀奇（中共的俞秀松等人就是这样遇难的），但整个党被解散的，只有波共（后来执政的统一工人党是二战末期重建的）。当时整个波共政治局所有成员中只有在国内“反动派”的监狱坐牢的兰普一人活了下来。兰普于世界大战爆发后出狱到苏联，1943年逝世前留下著名的“兰普遗言”：“如果靠苏联红军的刺刀在波兰建立社会主义，那么社会主义在波兰将会被推迟几代人时间。”
总之，民族自尊与普遍价值在波兰人那里显得非常协调。说来也怪，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或曰国际主义）唯独在波兰“共运”中时常扞格。20世纪初波兰共运起源于民族主义色彩较浓的波兰社会党和国际主义传统较浓的波兰与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两党素来就有矛盾。后来由两党各自的左翼合并成立了波兰共产党，这两大传统似乎应该能结合起来了。然而不久就出现了更加血腥的一幕：波兰人把波共视为“共产国际支部”而加以排斥，而苏联人又说他们是“波兰的奸细”而残酷屠杀，真是令人浩叹！
宽容的十字架：波兰的宗教文化与信仰自由
尽管欧洲各国普遍信仰基督教，但波兰生活中的宗教氛围之浓厚仍然极为突出。波兰人口中90%以上是天主教徒，而且其中大多数经常参加宗教活动。教会作用之大、威信之高令人吃惊。神职人员的构成相当年轻则是波兰教会的另一个特点，尤其在基督教各分支中较为“传统”的天主教国家，波兰神父们的年轻化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
波兰教会的地位有悠久的渊源。历史上天主教是民族之魂，在抗击蒙古、奥斯曼土耳其、瑞典、德国、奥匈帝国与俄国人的历次斗争中，天主教都起了巨大的民族凝聚作用。圣城岑斯特霍瓦的明山大教堂，曾是波兰人抗击瑞典入侵的组织核心。克拉科夫的圣玛丽亚大教堂上，当年抗击蒙古人进犯的报警号角至今还作为一项著名传统仪式而定时吹响。尤其在亡国的123年里，面对信奉东正教的俄国统治者和信奉新教的德国统治者，天主教信仰成为波兰人民族意识的支柱，教会以其在波兰人民中的威望，实际上成为影子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许多国家（如东欧的克罗地亚与斯洛伐克）的天主教会曾与纳粹占领者合作，但波兰教会始终坚持抵抗立场，大量的教士慷慨赴难，有1/3的神职人员牺牲。他们的鲜血换来了民族的尊敬。
由于教会深得人心，即使在苏联控制下的时期，当局也让她三分。当时波兰统一工人党是东欧共产主义执政党中唯一党纲中不写入无神论、并正式允许教徒入党的。在波党领导的波军中那时仍然设有军中教堂和随军神父，波军总政治部甚至还设有副部长级的总神父（由党员教徒担任）。这在全世界无论是执政的还是反政府的共产党军队中都是绝无仅有的事。
所以波兰人中能出现著名的天主教世界领袖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过去我国往往简称保罗二世，这是不对的。罗马教皇保罗二世在15世纪另有其人），并不是偶然的。他是450年来第一个非意大利籍教皇。他于1978年当选后，曾应邀访问过波兰，当时出现了万人空巷的狂热欢迎场面，但几乎没有警察维持秩序，波兰人传说是当局有意如此，希望发生混乱损害教会声誉。但是几十万欢迎者自觉地维护了现场秩序，据说事后广场上干干净净，连一朵花都没有被践踏。
然而对于近代文明来说尤其可贵的是：波兰一方面是个几乎全民信教、宗教氛围十分浓郁的国家，另一方面又是基督教世界最早确立宗教宽容、信仰自由原则的国家。这也与当时波兰独特的政体有关：1572年国王西格蒙德二世去世，来自欧洲各王室的5个人竞争波兰王位，其中来自法国的安茹公爵亨利呼声最高。但亨利被认为在法国曾参与策划屠杀新教徒的“圣巴托罗缪惨案”，遭到波兰新教徒的抵制。新教贵族在波兰人数很少，但是按当时的“自由否决权”制度，没有他们同意亨利是无法当选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天主教贵族同意与新教贵族达成协议，在选举前的1573年1月28日，全体世俗议员都签署了关于宗教宽容的《华沙公约》。它规定所有波兰贵族都享有宗教自由。后来当选的国王也宣布尊重这一公约。
过去人们往往把中世纪的异端审判仅仅归罪于教会。其实一般情况下教会的权力只能把“异端”革除教门，真正对异端动用刑罚是要世俗权力来干的。中世纪以火刑残害异端的地方通常是世俗王权十分狂热，“异教徒”被宗教法庭革除教门后世俗法庭再判处火刑。而宗教迫害最严重、火刑最泛滥的西班牙，恰恰是世俗王权最强大、教会完全屈服于王权，以至于宗教法官由国王任命、而不是按惯例由罗马教廷任命的结果。波兰的国王既然承认信仰自由，也就不会有这样的事了。1573年《华沙公约》使波兰成为欧洲很少几个既无异端审判、又没有遭到宗教战争蹂躏的国家。而这个时期，宗教迫害的火刑柱在南欧到处竖立，西欧也爆发了一系列“神圣之战”：胡格诺战争、胡斯战争、三十年战争、再洗礼派运动、清教革命……
400多年来，波兰的各种少数派教会在天主教的绝对优势下一直保持着生存与布道的权利。波兰对犹太教的相对宽容（当时欧洲排犹相当普遍，波兰并非完全没有），使她在纳粹占领前长期成为欧洲最大的犹太人聚集地。笔者旅波期间，在赫尔姆参观过东正教堂，在切钦进过新教教堂，它们都正常活动。据说波兰还有喇嘛教的寺庙活动。今天在波兰，宣传无神论、抨击教会的言论不会惹来任何麻烦，尤其是《论坛报》、《今天》等左派报刊经常刊登文章，揭露教会神职人员的奢侈与腐化、反对教育宗教化倾向。我想正是由于有了这种自由，波兰教会尽管影响很大，却仍处在舆论监督下，不可能像路德抨击的中世纪教会那样发生体制性腐化。而这又反过来维护了教会形象与人民的宗教热情。
在自由环境下，人们不可能以标榜信教来谋取权力、获得世俗利益，因而信仰动机比较单纯，也不会因政治气候变化而看风使舵。这种信仰经得起时间考验。同时在现代社会，信仰是个人的事，他人也不能以信仰为由任意干预你的私生活。笔者曾与一位从教堂做弥撒出来的华沙大学女生交谈，她赞成堕胎自由，而天主教会是反对堕胎的。有趣的是，国民如此虔信天主教的波兰，今天却是欧洲堕胎率较高的国家之一。
看到过波兰人欢迎约翰·保罗二世那种热烈场面的中国人几乎都会想起“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但波兰人从不像红卫兵那样狂热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对宗教热而不狂，信仰与理性兼容、宗教热情与宗教宽容并重，是波兰民族的传统。波兰人尊重教会，但反对政教合一；没有“信仰真空”，但不会扼杀世俗理性。在转轨时期，波兰人的宗教信仰为社会伦理规范和精神秩序提供了宝贵资源，而宗教宽容传统又使宗教极端势力与教权主义难成气候，这些都很值得称道。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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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12
秦晖：“左右多元化”最能淡化民族认同多元化 - [秦晖文章]
多民族国家的多元与认同之道——印度与南斯拉夫的比较
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左右多元化”是最能够淡化民族认同的多元化的，因此也有利于促进民族和睦与国家统一。承认左右多元化的印度国家认同越来越巩固，而不允许左右多元化却突出民族认同多元化的南斯拉夫却解体了，这不令人深思吗？
在多民族联邦和政治体制的关系上，有两个非常有趣的比较对象印度和南斯拉夫。这两个国家民族、宗教、语言、文化构成都极为复杂，而且都有个特点，就是没有具有明显优势的“主体民族”，中国的汉族占90%以上，但是它们都没有这样的主体民族，而且历史上一直缺乏对于统一国家的认同。近代受外部世界，尤其是外部列强的影响很大，印度原来是英属的殖民地，南斯拉夫这一块地方原来是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领地。这两个国家建国之后实行的都是联邦制，尤其有意思的是这两个国家在国际上走得也很近，都标榜既不依附于美国、也不依附于苏联，都是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尼赫鲁和铁托被认为是不结盟的两大代表人物。
虽然两个国家都是联邦制，但南斯拉夫实行的是列宁式的联邦，印度是宪政民主制的联邦。几十年发展下来，两国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印度当然问题很多，但国家认同一直都在不断加强，现在已经成为新兴的金砖国家。而南斯拉夫虽然在铁托时代曾经有过一度的辉煌，但铁托以后就越来越混乱，上世纪90年代就走向解体了。
对这两个国家，许多人有不少误解。对印度最大的误解是由于它是宪政民主制度，所以搞得国内乱糟糟的，尤其是民族问题、宗教问题解决不好。可是不看别的，就看现在的印度和民主化之前的印度，乃至现在的印度和周边不那么民主的其他邻国，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等，这些国家的民族、文化构成比印度简单，但国家认同与政治稳定问题却比印度要严重。现在人们说印度的什么民族矛盾、宗教矛盾，那是很复杂，但印度不同于中国，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候是统一的，而印度从笈多王朝解体后就没有由本土居民建立的统一国家，而民主制度下这样的国家已经存在了70年，这在印度1000多年的历史上已经是空前伟大的奇迹了。
对于南斯拉夫也有两大误解，一个是我们通常都认为铁托搞的那一套社会主义模式，要比苏联更开明、更宽松，因此往往认为它在民族问题上应该也是一个异端，但我认为虽然铁托在很多问题上有独创，在民族问题上他却是非常列宁主义的。
南斯拉夫的列宁主义联邦
南斯拉夫根据的是列宁的民族理论，这个理论的要点在于它强调各民族是一律平等的，大民族和小民族都必须有同等的发言权，但是请注意，这个同等的发言权都必须由各民族的共产党人来表达，也就是说各民族的共产党人有发言权，但是无论是哪一个民族的非共产党人都没有发言权。他承认民族平等，但是绝不承认左右平等，或者说绝不承认阶级的平等。在每一个民族内他都是要搞专政的，要搞无产阶级专政，在每一个民族内都镇压一部分人、扶植一部分人，而且这个手段都是非民主的。
每一个民族内出现分野，这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能够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多民族国家里每一个民族都各自一元化，这不是好事。每一个民族中出现分野其实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比如说美国，白人、黑人中都分成共和党、民主党，这可以说是黑白矛盾被淡化非常重要的前提，但是列宁式民族理论却用一些人镇压另一些人的手段取消这种分野。
和斯大林闹翻之后，由于要争取西方支援，也由于要在国内赢得支持，铁托有很大的独创，搞了自治社会主义，在很多方面要比苏联自由、宽松，但有一点他仍然坚持，那就是坚持不准比他右的人存在，也不准有比他更左的人存在。
但是这样一个绝不讲左右多元的国家，却很乐于强调民族多元。铁托容不得比他左的，也容不得比他右的，但是他却对族群的多元化极度宽松，甚至可以说是鼓励。他不仅允许非塞尔维亚各族保持自己的认同，甚至将塞尔维亚也分成了几个部分，成立了一堆共和国，但前提是这些共和国都是南斯拉夫共盟的专政，所有这些共和国都不准有左右的分野，但同时铁托又非常强调民族平等，强调各共和国的共盟都应该有自己的民族特点，他不允许各共和国的共盟有政治的个性，你如果要比他左或者是右都不允许，但是他允许你有民族的个性。比如他提倡的波黑穆斯林不认同塞尔维亚，这个是很奇怪的，共盟是一个无神论者的政党，但是共盟建立了一个民族叫做穆斯林族，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结果有人就说，整个南斯拉夫联邦其实像一个多党制的国家，共和国自治省的共盟各有特点，加起来有8个党，不过这8个党和西方的多党制完全不是一回事，这8个党并不是左右之分，而是族群之分。有人说这个多党制就造成了南斯拉夫的分裂，可大家要知道，世界上有多少左右的多党制国家都可以维持统一，但是正是因为这种“族群多党制”，恰恰就要了南斯拉夫联邦的命。
铁托本人是终身总统，从1945年一直到他死，一直都是他掌权，但是铁托生前就说，他死之后南斯拉夫要实行各民族平等的集体领导，南斯拉夫联邦主席团主席，南斯拉夫的党就是南共联盟的主席，都必须由8个共盟轮流坐庄，但是每一个坐庄都不是民主选举的，而是由党组织安排了一个民族平等的格局，我们每一个民族都是平等的。老实说左右派的政党轮替通常不会影响国家的凝聚力，而南斯拉夫的这种各族轮流坐庄的制度，最后不仅是联邦凝聚不了，连一个松散的邦联都维持不下去，最终大家反目成仇。
印度的宪政民主联邦
印度也是联邦，但印度这个联邦的建构原则和南斯拉夫相反，应该说印度的种族、民族、语言、宗教、文化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南斯拉夫，国家认同的基础比南斯拉夫还要薄弱。而且就它的优势民族、主体民族缺位这一点而言，它也要比南斯拉夫更明显。南斯拉夫不管怎么样还有一个塞尔维亚族，而印度、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印地族、乌尔都族这是没有的，只不过有一些讲这种话的人而已，讲这种话的人本来也是来自各族的。
我们现在觉得印度有种族矛盾、种族冲突，其实印度在建国之初才真是非常恐怖。印巴分治造成了100多万人的死亡，印度的历届领导人几乎都是因为这个原因非正常死亡的，除了尼赫鲁和夏斯特里是病死的，三个甘地都是被民族/宗教极端分子暗杀的，但70年过去，印度的国家认同可以说是越来越稳固，民族冲突是有，但是应该说是越来越淡化了，而不是越来越激化了。
印度和南斯拉夫相反的是，印度从一开始就建立了宪政民主基础上的左右分野的多党制，所有的各主要政党都是超越民族的。这些党都不是按照民族分的，而是按照政见来分的，有左派也有右派，尽管实际上这些党往往有固定的族群基础，也就是说实际上某一个党还是更多地得到某些族群的支持。
我这里分析一个党，印共(马)。印共(马)的选民主要集中在两个族群，孟加拉人和马拉亚拉姆人，它在西孟加拉邦和喀拉拉邦(马拉亚拉姆人为主)已分别执政32年与25年，在孟加拉人居多的特里普拉邦也执政很久，但除了这三个“红邦”，它在其他各邦几乎毫无影响。仅以2009年选举为例，在这年印度国会人民院该党获得的16席除1席外全部来自这三邦，在全印各邦议会中的印共(马)总共拥有293个席位，但三个红邦就集中了275席，其余32个邦(区)总共只有18席。
与此相仿，马哈拉施特拉、哈里亚纳等邦几乎从来都是国大党的天下，而古吉拉特邦则是人民党长期占有优势。可以想象，如果这些党都是以族群认同为依归，他们长期控制的邦与其他邦可能早就分道扬镳了。然而印度这些党都是以制度理念而不是以族群特性作为依归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印共(马)尽管在“红色三邦”之外影响其实很小，但是它的党中央一直设在德里，它的理想是取得全国多数的支持，以便将它在红邦的实践推向全国，在印度实现社会主义，而不会想去搞什么西孟加拉的独立或者是喀拉拉的独立。
印巴分治之后，东西两个孟加拉都曾有独立的情绪，东边的孟加拉最后真的独立成为了孟加拉国。而西部的孟加拉，其实也不是没有独立的思潮，但是长期执政的印共(马)偏偏是一个非常反对民族主义的政党，它在宪政民主体制下是全印左翼反对派的代表，而不是孟加拉人的代表，它并不想代表孟加拉人说话，它要代表全印度的穷人说话，它将自己定义为印度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代表。印共(马)大部分的党员、选民、国会议员和各邦议员都是孟加拉人，但印共(马)自从成立以后到现在，历任的总书记没有一个是孟加拉人。
今天的印度的国家凝聚靠什么呢？不是靠印度教，历史上向有“只有印度教没有印度国”之说，印度教可以建立文化认同，但很难建立国家认同。今天印度各民族在什么问题上可以达成一致呢？他们哪怕在所有的问题上都不能达成一致，但至少一个问题上可以达成一致，那就是印度应该是一个宪政民主国家，无论哪一个民族，也无论你是左派还是右派，只要你想在全印度执政，你就要坚持这一条。
印度这个国家矛盾很大，印共(马)掌权的西孟加拉邦与中央政府也有很严重的矛盾，曾经几次发生过暴力事件，出现过紧急状态。但是这些矛盾都是印度公民中的左右冲突，哪怕你是打起内战来，那也相当于中国的国共内战，双方都还是承认一个中国的。他们也是一样，这并不是孟加拉人与其他民族的民族冲突，今天德里的统治者也将印共(马)看做是他们的竞争对手，整天盘算着怎么遏制印共(马)的势力，但是他们从来就不担心西孟加拉邦有什么独立的问题。而且我们知道，在印共(马)执政的30多年里，西孟加拉邦的民族融合与孟加拉人的印度意识或者说国家认同，其实是明显加强了。
真正的民族平等必须走民主的道路
真正的民族平等必须是在民主条件下体现出来的，大家知道美国很早就有了黑人官员，甚至是高官。前国务卿赖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都是黑人，但研究种族关系的人并不认为这是种族平等的一大突破。道理很简单，不管是国务卿还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那都是任命的，总统任命了一个黑人最多只代表了总统的开明，不能反映白人的开明，其实这就相当于在南斯拉夫，铁托规定各民族要轮流坐庄，但是你只能说这是铁托的开明，这并不是塞尔维亚人的开明，当然铁托不是塞尔维亚人而是克罗地亚人，但这也不是克罗地亚人的开明，其他民族也不会因为这一点而感谢塞尔维亚人或者克罗地亚人。
像美国、印度这样的国家，每几年一次的竞选就是一次民族大融合的洗礼，每一次的竞选就使得每一个党的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成员要搞一次大团结，你不搞大团结你就赢不了。
我觉得承认阶级分野是可以的，阶级可以有矛盾，可以有斗争，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存在左派、右派，但是你左派、右派无需互相消灭。南斯拉夫按照列宁主义的民族问题理论来建构国家，本来这种理论并不是一点可取之处都没有，比如说我认为用阶级矛盾“替代”民族矛盾就很高明，而且老实说西方、印度也是这样，用阶级矛盾来淡化民族矛盾，用左右分野来化解民族分野，这应该是很高明的。但本来这个高明就高明在阶级矛盾比较容易妥协、合作，事实上也比较容易实现。相对而言，劳资合作总比“阿以合作”容易得多、工会与商会达成协议总比犹太教徒与穆斯林达成协议容易得多吧？可是列宁体制真正的问题就在于它将本来是容易妥协和合作的一种矛盾人为地激化为你死我活、谁战胜谁。这种理论在利益关系上把劳资对立刻意激化成“阿以对立”，在观念问题上像旧时宗教战争中“基督徒战胜穆斯林”那样去镇压“资产阶级思想”。结果搞得任何一个民族中都有人被伤害，任何一个民族都积累了不满的情绪。但是在存在着民族矛盾的情况下，这种不满又容易被转嫁到两个民族之间。于是就导致了越这样搞这个国家就越是离心倾向严重。
其实阶级的分野或者说左右的分野，一般来说是不会分裂国家的，为什么呢？
左右的分野和阶级的分野都是可变的，一个左派选民下一次大选可能就改变主意，成为右派的选民。但是一个民族的人怎么也不可能变成一个民族，这个认同是固定的，所以一个少数党如果对他的政治理念有信心，比如说我信社会主义，哪怕我现在是少数派，但是我相信将来有可能成为多数派，但如果是一个少数民族，你相信将来会成为多数民族吗？不可能，除非你独立。所以如果这个国家的政治一旦变成是以民族来分野，问题就很大了。
第二，左中右的分野是理性的，有理可讲的，可以和大家的实际利益挂钩。比如说我是左派，我主张福利国家，我可以讲福利国家可以给你提供各种各样的保障。我是右派，我主张自由竞争，我也可以讲福利国家不好，自由竞争可以提高经济活力等等。这些话都可以进行理性的分析，左派、右派各有利弊，利弊也容易讲得清楚。但是不同的民族认同你怎么解释呢？民族认同说透了，就是一种感情，这就像我爱我的母亲，那是因为我母亲比别的母亲更漂亮、更有钱、更聪明、更能干吗？当然不是，而就因为她是我的母亲，我能够向别人介绍说我的母亲多么伟大，所以你们也来认她为母吧，这是做不到的。
天底下不存在着一元化的东西，但是如果真的要讲多元化，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左右多元化”是最能够淡化民族认同的多元化的，因此也有利于促进民族和睦与国家统一。承认左右多元化的印度国家认同越来越巩固，而不允许左右多元化却突出民族认同多元化的南斯拉夫却解体了，这不令人深思吗？
来源:南方都市报
One Man's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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